2009年开始，我一直在推动从源头治理电信诈骗。还记得，为拿出一个可行的好建议，时常夜半思索；每每想起诈骗的魔爪伸向广大电话用户，久久不能入睡；想起那些因一个电话而倾家荡产的痛苦与无助，潸然泪下。还记得，为准确掌握第一手的素材，八年来，我约见了28名被骗的当事人，6次走访公安部，18次到公检法基层单位进行专题座谈。还记得，为在大会发言让代表们能通俗易懂，我亲手绘制《电信诈骗犯罪集团架构》《利益分配图》《境外改号诈骗电话接入图》《打击跨境电信诈骗犯罪的流程、成本分析图》《诈骗资金流转图》，在大会上用“小黑板”的方式进行讲解。还记得，为追踪《实行手机实名制》的建议落地，经省人大常委会专题约见通讯管理局和运营商，质询广州国际关口局。为推进对境外改号诈骗电话的拦截，据理力争。

　　我亲身体会到，国家发挥代表监督，在推进电信诈骗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八年来，共提出17个建议，2个议案，直指从源头治理电信诈骗。从实行手机实名制，推进运营商、银行担责，加强对公账户、虚拟运营商管理、呼吁将买卖银行卡入刑，特别是最高人民检察院，与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等共同发布通告，出台司法解释，重拳打击电信诈骗犯罪。建议逐一落地。 

　　2900多名代表，一个代表专注一个方面的研究，我们的社会治理就会大幅好转；一个代表推动一个方面的改进，我们的国家将成为一个很了不起的国家。（来源：检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