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北大学生吴谢宇弑母案受到社会舆论高度关注，它具备了传播学上的很多“卖点”：“弑母”本属骇人听闻，而“北大”的前缀，“学霸”的头衔，以及媒体挖出的本案背后各种“八卦”故事，使本案在舆论中得到越来越深入持久的发酵。

　　无论如何，本案是一个悲剧事件，不论是媒体还是公众，以看客心理去消费别人的悲剧是不道德的。但是本案在诸多方面的确不同于一般刑事案件，无论在理性上还是情感上，你无法忽视它的发生和存在。这不仅是因为一个本有着大好前程的青年，在并无外界干扰因素的情况下，命运突然发生一百八十度的大转折，更因为本案的发生是如此令人匪夷所思，似乎很难从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各种视角给出一个合理化解释。其所透露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值得从学理上好好探讨和反思。

　　围绕本案，人们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嫌疑人吴谢宇究竟为何要弑母，其背后隐藏着何种动机？显然，本案不是一个偶然事件，嫌疑人实施的不是激情杀人，而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杀人行为，在实施杀人行为过程中表现得极为冷静和理性，因此应当有一种理论来解释他的杀人动机。

　　经济学认为，理性人的任何理性行为都具有经济学动机，即当行为的预期收益大于成本（准确说是机会成本）时，行为人才会去实施这种行为。当然，人是不是理性的，理性的缺陷是否等同于非理性，这在理论上又存在着很多争议。不过就本案而言，吴谢宇杀害他的母亲——这个既是他物质和精神的支柱，又是他血缘上、情感上最重要、最亲近的人，而且他也清楚地知道杀人的后果是自己的锦绣前程乃至生命的毁灭，因此他的行为在经济学上绝对是非理性的——只有杀人的成本，没有杀人的收益。因此，用一般的（犯罪）经济学理论难以解释他的行为。

　　对于吴谢宇的弑母动机，最流行的观点就是教育的缺陷和偏差导致了悲剧的发生。但有很多人认为，教育并不能为这种严重有悖人伦的事背锅。也有人认为，悲剧的发生也许与吴谢宇特殊的家庭环境、条件有关：吴父的早逝使整个家庭的全部希望都压在了吴谢宇一人身上。吴谢宇自小非常优秀，为了维系和满足师长、亲友对其优秀的期待，他承受着极限压力，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这种超限的压力和努力最终导致其意志力的“脆断”，从而走上了“自毁”之路。另有心理学者分析，吴谢宇可能缺失通常人都具备的镜像神经系统，从而导致其对别人的痛苦缺乏同理心。而这种缺失又可能源于其原生家庭的结构性缺陷（吴谢宇的父系家族有多例精神病史）。以上分析可能各有道理，但都只是猜度。

　　笔者并不想去探寻吴谢宇弑母的真正动机，只是想说，弑母案透视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家庭的结构性冲突。社会学家威廉·奥格本认为，家庭有六大功能：生殖、保护、社会化、规范性行为、情感交流、提供社会地位等。但是家庭绝非只是个人的避风港或温馨的港湾。有关家庭的冲突论观点认为，家庭维持并合理化了男性（主要是丈夫）的主导与支配权，诱发了基于物质、情感、价值观等方面的冲突，冲突的极端形式就是家庭暴力。犯罪统计学表明，社会上有相当比例的暴力侵害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

　　就中国式家庭而言，父母对于子女一般都倾注了无限的爱，他们会尽其所能满足子女在物质、情感、教育等方面的需求。然而这种“爱”是有条件的、功利的，即期望有朝一日能从子女身上获得物质、情感上的回报。即使父母并未明确提出这样的要求，社会规范也要求子女必须对父母的养育之恩做出报答，这就是中华文化特别强调的“孝道”。因“孝”之名，子女必须顺从父母为其规划的成长道路，并尽己所能满足父母及社会对子女的角色期望。也就是说，在中国式家庭中，父母对子女付出的爱往往是子女以牺牲其人格独立和自由成长空间为代价的。在传统的价值单一的社会，父母与子女可以相安无事，和谐共处。但在价值多元的时代，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价值观冲突会逐渐浮现出来，在极端情况下，会酿成暴力冲突，这才应该是值得我们正视的问题。

　　（作者系国家检察官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