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自治区边坝县检察院检察官和该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人员一起祭扫烈士墓。

　　2025年1月，西藏自治区边坝县烈士陵园内，第14排4号墓碑上，“曹炳忠”三个字被重新描金。这是98岁高龄的曹华亭通过视频第一次“见”到弟弟的安息之地：“爹娘能闭眼了，姐姐的心愿了了……”

　　得知牺牲在山东省宁阳县“汶河阻击战”的哥哥李树忠的遗骸被找到，88岁的李秀美老泪纵横：“等了74年啊，俺侄子打电话说寻到俺哥哥了，俺激动得一天到晚睡不着觉。”

　　这一幕幕，是我国近年来“为烈士寻亲”行动的缩影。据不完全统计，近代以来，中国已有约2000万名烈士为国捐躯，其中有姓名记载的只有196万名。从法律监督到科技赋能，从行政推动到民间接力，这场跨越时空的红色追寻，不仅是对烈士的告慰，更是一场民族精神的觉醒与传承。

　　为烈士寻亲，面临多重困境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褒奖英雄模范、弘扬英烈精神。2018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正式施行。

　　设立烈士纪念日，宣传弘扬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做好烈士遗属抚恤优待，保护烈士合法权益……近7年来，英雄烈士保护法的实施，让全社会崇尚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的氛围更加浓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起强大精神力量。

　　时任西藏自治区检察院副检察长格桑旺姆向记者介绍，截至目前，西藏自治区共有烈士陵园42个，烈士墓5309座，被自治区革命烈士英名录系统录入的烈士有4499名，其中待完善的1345名，已完成的2506名，无法确认身份的648名。

　　在实践中，为烈士寻亲面临多重困境。

　　“大多烈士墓修建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部分墓碑损毁严重，无法辨识，且有部分无名烈士墓散落于各处，一些烈士家属不了解烈士亲人生前详细信息和安葬地址。加之西藏海拔高、路途遥远，主动赴藏寻亲的烈士亲属较少，为烈士寻亲工作存在一定困难。”格桑旺姆说。

　　比如在边坝县烈士陵园，因行政区划调整、年代久远、烈士墓迁移等原因，郭跃富烈士名字被误刻成“郭跃赛”，牛长有烈士名字被误刻成“牛长友”，曹炳忠等烈士的家乡地址记载有误。

　　类似的难题不仅发生在西藏。记者在河南省泌阳县走访时发现，一是个别烈士生前身份信息不详或缺失、无法考证，给寻亲工作带来较大困难；二是烈士亲属可能离世、迁移或失联，而在世亲属又不熟悉烈士信息，难以有效配合寻亲工作。信息沟通不畅，亲属诉求和安葬地信息不畅，需跨地区、跨部门协作，导致为烈士寻亲工作难以推进。

　　2022年7月20日，国家烈士遗骸搜寻队及国家烈士遗骸DNA鉴定实验室成立仪式在北京举行。退役军人事务部党组书记、部长裴金佳指出，烈士遗骸搜寻鉴定工作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烈士褒扬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推动新时代烈士褒扬工作创新发展的重要举措。

　　“利用DNA技术寻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的烈士遗骸腐蚀严重，只能提取牙齿DNA进行鉴定。有的烈士遗骸距今已有70余年，提取难度之大可想而知。陈旧骨骼和牙齿的鉴定为非常规项目，技术难度非常大，但是为烈士寻亲使命光荣、义不容辞。”山东政法学院司法鉴定中心工作人员说。

　　在为烈士找名字的路上，志愿者也是关键一环。来自湖南长沙的退役老兵王民立，和自己的父亲、大哥、弟弟、丈夫一样，曾是一名光荣的铁道兵。1970年11月，王民立的大哥、时年23岁的王民宇在修建襄渝铁路时不幸牺牲。退休后，王民立投身寻亲工作，尽全力帮助这些牺牲的无名老兵与亲属“团聚”。

　　“烈士是为国家牺牲的，不该被遗忘。”王民立告诉记者。然而，这条路上最艰难的挑战，往往来自“名字的错位”——年代久远、口音差异或登记潦草，烈士姓名常被误写，导致寻亲如大海捞针。在王民立看来，烈士寻亲工作的一个核心难点，即许多关键档案和信息只能通过官方渠道获取，“如果没有公权力的介入，很多工作根本无法推进”。

　　一场“红色使命”的接力

　　不论是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检察院、司法鉴定中心还是普通老百姓，在他们眼里，核查、寻找无名烈士，让更多的烈士从“无名”变成“有名”，不仅是为了告慰先烈，也是为了让烈士的英雄事迹为世人所知晓，弘扬英烈精神，教育后人、激励后人。

　　近年来，检察机关在为烈士寻亲和正名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通过公益诉讼、跨区域协作、专项行动等多种方式，帮助烈士英魂回归故里。

　　2024年4月，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公布1468名中国籍抗日航空英烈信息，其中23名为广东中山籍。广东省中山市检察机关公益诉讼检察部门随即启动线索排查，发现因无申请人，中山市尚未对这批英烈进行登记造册，详细户籍和事迹记载缺乏。为守护英烈荣光，中山市检察机关联合多部门、志愿者及热心群众，收集线索，确定至少14名英烈的具体信息，包括所在镇街、战役参与及阵亡经过等。黎联坚、刘炽徽、李宝诚等英烈的英勇事迹被逐步挖掘，英烈精神得以传承。

　　2024年7月，通过甘肃、河南两省三县区检察院的跨区域协作，长眠于甘肃省东乡族自治县东大坡烈士陵园66年的河南泌阳籍烈士宋恒全，家乡亲人终于被找到，烈士墓的保护和祭扫工作得以推进。

　　2021年以来，西藏检察机关与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持续聚焦烈士家属诉求，在全区范围内开展“致敬英烈·为烈士寻亲”活动，帮助寻找烈士安葬地，为安葬在西藏的烈士寻找亲人，多项举措共同发力，推动烈士褒扬工作纵深发展。

　　“针对烈士墓墓主身份信息不详、无法考证且主动赴藏寻亲的烈士亲属较少、电话寻亲较多等实际问题，西藏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积极动员各方力量，采取退役军人志愿服务和网络寻亲等多种方式，为烈士寻亲。通过重点查找、比对细找、借力寻找等方式，对尚未找到亲属的烈士开展持续不断寻访。对烈士亲属提供的信息认真核实，仔细比对烈士英名录等信息库数据，通过初步筛查比对，缩小搜索范围，在相关地域和烈士陵园进行针对性查找；沟通联系相关单位查找相关档案、史料；对安葬在外省区的烈士，积极与当地烈士安葬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对接联系，请求帮助确认烈士线索及墓碑信息。”格桑旺姆说。

　　“可喜的是，近期洛隆县民政和退役军人事务局发布寻亲公告后，洛隆县烈士陵园安葬的蒋必清、曾昌双、梅昌国、陈孝全4名重庆潼南籍烈士的亲属已全部找到。”格桑旺姆告诉记者。

　　此外，在为烈士寻亲的路上，还有许许多多志愿者以脚步丈量山河，填补历史断层的缝隙。比如退役老兵王民立，她的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通过电话、档案查询、DNA鉴定，借助铁道兵战友群的力量，已为17位烈士找到亲属。

　　“如果我们这一代不做，就没人记得了。”王民立感慨道，“只要我还走得动，就要把他们的故事讲完。每次山穷水尽时，总会‘量子纠缠’般出现转机。”

　　让忠魂永续归途

　　“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检察机关在英烈保护领域加强法律监督，为烈士‘正名’，帮助烈士亲属圆梦，同时也推动了全社会对英烈精神的尊崇与传承，维护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最高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厅负责人表示。

　　2024年9月，最高检与退役军人事务部联合发布一批英雄烈士保护领域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共同推动构建英烈保护协同共治大格局。此次发布的9件案例中，提起诉讼的有6件。对于一些提起诉讼前解决不了的问题，检察机关坚持以“诉”的确认体现司法价值引领，有效推动了英烈保护领域“硬骨头”公益损害问题整改。

　　实践中，在烈士纪念设施管理保护方面，一些“老大难”问题的解决涉及退役军人事务、宣传、文化和旅游、文物、民政等相关部门以及军队有关单位，检察机关积极发挥督促之诉、协同之诉的制度效能，推动烈士纪念设施得到有效保护，充分展现了检察机关与行政机关协作配合的积极成效。

　　“为烈士寻亲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红色接力，需要整合资源力量、畅通渠道。”多位接受记者采访的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工作人员表示，一是完善信息收集与管理，深入挖掘历史档案及各种历史资料，梳理烈士信息，建立并完善烈士信息数据库，为寻亲工作提供基础支持；二是动员社会力量，通过新媒体平台推送寻亲信息和烈士信息，拓宽渠道，扩大寻亲面，提高社会关注度和参与度，让更多烈士“找到回家的路”；三是加强协作，加强民政和退役军人事务局、公安、检察院等部门之间的协作配合，形成工作合力，完善烈士寻亲工作机制，推进寻亲工作深入开展。

　　“尊崇英雄、缅怀英烈、捍卫历史，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检察机关将深入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积极与行政机关协作配合，统筹做好英烈保护‘大文章’，推动全社会形成崇尚英雄、学习英雄的良好氛围。”最高检公益诉讼检察厅负责人表示，“当前，我国不少烈士陵园仍有无名烈士，检察机关将持续加强与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的协同协作，帮助更多的烈士亲属尽早找到亲人，让烈士魂归故里。同时进一步加大烈士寻亲工作和英烈纪念设施保护力度，以法治力量强化全社会对红色资源的保护意识，更好地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

　　为烈士寻亲，是一场跨越生死的对话，更是一场民族精神的接力。当法律之盾守护英灵尊严，当科技之光穿透历史迷雾，当志愿者的脚步丈量山河，每一块无字墓碑的“复活”，都是对“人民就是江山”的深刻诠释。正如边坝县烈士陵园的藏族守墓人所说：“没有他们，哪有现在的日子？”

　　让忠魂归根，让精神永续，这是对历史的回答，更是对未来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