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既是群众的呼声，也是基层干部的期盼。在全国政协“完善和创新社会治理”专题协商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妇女儿童服务中心副主任费英英建议，一要做好“课题分离”，厘清权责边界，让基层的“边界感”更加明确。通过放权赋能促进“为车减负”和“为马赋能”的双向奔赴。二要推动系统“瘦身”，坚持务实管用，让数字化技术真正做到“帮忙不添乱”，让基层信息化治理更加高效。三要突出正向激励，科学精简考核，让基层时间精力更加聚焦。全国政协常委、社会和法制委员会主任徐令义在相关调研中感到，要完善和创新社会治理，打造好社会治理的基层基础至关重要，而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继续为基层减负是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应压减考核频次、清理冗余负担，让基层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把矛盾解决在萌发之时。”他说。中央社会工作部部长吴汉圣回应道，中央社会工作部将持续推动关于破解基层治理“小马拉大车”突出问题的若干措施、各项任务的落实，指导各地建立健全长效机制，配合有关部门统筹规范面向基层的督查、检查、考核，优化考核评价的指标方式等。同时，通过完善基层数据共享机制，打通部门间的数据壁垒，推动数据向基层回流。

　　●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因其复杂性、危害性及矫正难度，一直是一个公认的社会治理难题。近年来，我国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和治理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全国政协委员、河北省政协副主席何秉群在调研中发现，目前，仍存在家庭学校教育主体责任有待夯实、网络生态治理有待深化、重点场所监管有待加强、专门教育推进有待加力等问题。“目前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工作缺乏明确的牵头统筹部门。”何秉群说，应明确党委政法委或政府某个部门一体化统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工作，建立总揽全局、协调各方、运行高效的工作机制。何秉群认为，家庭和学校是未成年人活动的主要场所，有违法犯罪行为的未成年人，往往是萌芽时期家长和教师未能及时发现、引导，形成时期未能有效制止、教育，行为发现后未能做好后续帮教工作。何秉群建议，要强化家校合力，落实主体责任，提升家庭教育公共服务，完善中小学教育帮助制度，做到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双向奔赴”。此外，还要强化网络治理，压实网络平台主体责任，规范向未成年人提供的各类网络服务，加大对违法违规互联网企业的处罚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