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4日，在山西省检察院人民检察红色教育展馆，最高人民检察院东北工作团成员王石林（左）向干警讲述他在东北工作团的经历。

　　今年6月9日，本报记者刘亚采访最高人民检察院东北工作团成员陈式琴（左）。

　　在最高人民检察院香山办公区的人民检察博物馆，珍藏着一张黑白照片，是最高人民检察院东北工作团对日本战犯侦查工作完成后工作人员的合影，照片摄于1955年9月的辽宁省抚顺市。即便走过了70个春秋，一张张风华正茂的脸庞上，那份凛然的正气与肩负家国大义的光芒，依然穿透相纸，直抵人心。

　　如今，照片里的人绝大多数已辞世。为了追寻那段峥嵘岁月的回响，记者与人民检察博物馆相关负责人踏上了大海捞针般的寻访之路。所幸，历史并未全然缄默——三位年逾95岁的老检察人陈式琴、秦耀东、王石林以及东北工作团主任委员李甫山的女儿李燕敏，他们承载着亲历者的记忆碎片，为我们悄然打开了一扇通往过去的门。

　　循着历史的脉络，记者深入辽宁沈阳、抚顺及山西太原、湖北武汉等地，在见证正义的特别军事法庭旧址，在关押过日本战犯的高墙下，在浸染着岁月尘埃的土地上，一场新中国成立后鲜为人知却意义深远的正义之诉，正被一寸寸、一帧帧地唤醒、拼合与还原。

　　成立东北工作团

　　最高人民检察署积极向全国借调干部，得到各地大力支持，很快便有200余名侦讯员、调查员、书记员、翻译员等工作人员齐集北京待命。

　　时间回到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正式签署投降书，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对于造成侵略罪行的部分战犯，包括一些首要战犯，战后已由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于1946年作出处理。其余日本战犯的审判工作，则由中国根据《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精神处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关押的日本战犯共有1109名。其中，969名是前苏联政府于1950年7月移交给中国的，同时移交的还有伪满洲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及60多名伪满汉奸，他们均被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另外140名日本战犯关押在太原战犯管理所。至1956年处理时，在押战犯为1062名（其间死亡47名）。

　　清算历史，让这些犯下滔天罪行的战犯受到应有的审判与惩罚，是告慰英烈、抚平创伤、维护人类尊严与公理的关键一步，也是新中国成立后侦查起诉和宽大处理日本战犯工作的历史意义所在。谁来承担这项神圣使命呢？

　　记者从时任最高人民检察署（1954年9月更名为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主任、党组成员李甫山的女儿李燕敏处找到了答案。李甫山曾在回忆录里这样阐述：“我国侦讯、审判日本战犯之前，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已经审判了日本甲级战犯。国民党政府在抗战胜利后也对冈村宁次、今井武夫等战犯进行了审判。但是，国际和国内两次对日本战犯的审判，都没有把日本侵略我国东北的罪行突出出来。因此，中央决定这次审判的重点是日本对我国东北全面侵略的战争罪行。基于国际形势变化、中国已建立人民检察机关的现实，周恩来总理责成最高人民检察署全面负责对在押日本战犯和伪满汉奸的侦讯工作，公安部予以协助支援。”

　　为了这场正义审判，最高人民检察署积极向全国公安、检察、大专院校、涉外单位等借调干部。此项工作得到各地大力支持，很快便有200余名侦讯员、调查员、书记员、翻译员等工作人员齐集北京待命。1954年2月，由李甫山担任主任委员的最高人民检察署东北工作团正式成立。

　　“在此之前，我国从未独立审判过外籍战犯，难度可想而知。”今年95岁的东北工作团成员陈式琴告诉记者，为统一思想认识、解决侦讯技术与业务问题，最高人民检察署在北京真武庙开办了全封闭保密的集训班。考虑到外交需要，对关押这批战犯的情况，特别是将要对其进行侦查、审判，都是保密的。因此，这次集训被称为最高人民检察署举办的“侦查训练班”。在抽调人员的通知中，既未明确训练内容，亦未讲明训练期限，而是在各地人员到达后才宣布将要担负对一批侵华日本战犯的侦查工作。时任最高检副检察长谭政文在训练班上授课。经过两个月的学习，全体人员深刻认识到此项工作的重大意义，统一了思想，明确了重点侦讯对象。

　　定案需符合“五项必须”标准

　　每项罪的犯罪事实必须清楚；证据必须充分和确凿，并具有两个以上的证据；证据之间必须一致；犯罪的因果关系必须清楚，罪责必须分明；有关侦查的一切法律文书和法律手续必须齐全，具有法律效力。

　　然而，这场与1062名日本战犯的正义较量并非易事。工作团成员中有不少二三十岁的年轻人，面对背负累累血债的日本战犯，强烈的民族情感让他们义愤填膺，纷纷仗义执言：“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要求判死刑！”

　　“在培训期间，我们了解到国际和国内形势发生变化，多数日本战犯在接受教育改造后开始悔罪认罪。这批战犯中，很多也是战争的受害者，有的家破人亡。”现年96岁的工作团成员王石林回忆道。基于这些因素，工作团在对日本战犯开展侦讯时，争取通过教育改造并宽大处理，将其转变成反对侵略战争、爱好和平的“新人”。

　　这一政策的制定，体现了新中国在追求正义的同时，也着眼于战后和解、教育改造和人道主义精神，更蕴含着对未来和平的深远考量。在中央精神指引下，工作团成员理解了这场审判更深层次的意义。

　　真武庙培训结束后，工作团进驻抚顺，团部设在抚顺战犯管理所附近的抚顺市行政干部学校，随后即全面展开侦讯工作。侦讯人员在浩如烟海的证据中抽丝剥茧，让战犯在如山的铁证面前认罪。

　　陈式琴记得，为寻找证据，他三次深入黑龙江、河北的乡村。在零下38摄氏度的哈尔滨以东巴彦县搭乘没有篷布的卡车，在齐腰深的雪堆中艰难跋涉。白天调查取证，晚上借着雪地的反光整理材料，手冻僵了就用热水瓶焐热后继续书写。

　　为了让日本陆军第59师团第54旅团少将旅团长、济南防卫司令官长岛勤认罪，审讯员秦耀东在堆积如山的档案中仔细翻找，终于找到日伪时期的会议记录、行政文书、命令文件等关键证据，突破其心理防线。

　　中央侦查处理日本战犯领导小组廖承志同志曾指示：“对这批战犯的侦查、审判工作，要符合国际标准，要经得起历史检验。”东北工作团团委提出了“五项必须”的定案标准：每项罪的犯罪事实必须清楚；证据必须充分和确凿，并具有两个以上的证据；证据之间必须一致；犯罪的因果关系必须清楚，罪责必须分明；有关侦查的一切法律文书和法律手续必须齐全，具有法律效力。

　　因此，侦讯人员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既不强加于人，也不遗漏罪行，以最高人民检察署的五条定案标准定案。

　　把45名战犯送上法庭

　　45名被告人全部认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至八年不等。许多战犯在法庭上面对幸存者的控诉时，当庭下跪痛哭。

　　1955年下半年，侦讯工作基本告一段落，定案工作提上了议事日程。东北工作团从侦讯人员中抽调一批富有经验的同志，组成复核组，对于所办案件的每项罪行都符合定案标准的，制作《侦查终结意见书》，上报主管检察员复核，并经最高检检察长或副检察长核准定案。最高检根据在押战犯所犯罪行的性质，并全面衡量罪行的危害程度和情节的轻重后，最终确定对45名罪行最严重的日本战犯提起公诉。

　　参与起草起诉书的陈式琴和王石林均说：“起诉书的起草面临巨大挑战，大家不分昼夜，一遍又一遍地讨论，修改、誊抄、打字、印刷。经请教法学专家并经中央领导多次研究，依据《波茨坦公告》的国际法原则，结合国内相关法律精神，经多次修改才形成送审稿，由周总理逐字逐句审阅批改。”

　　1956年4月2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决定由最高人民法院组织特别军事法庭进行审判。

　　特别军事法庭于1956年6月9日开始，在沈阳市和太原市分4案进行审判：

　　第一案是审判前日本陆军117师团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等8名犯有屠杀、虐待等严重战争罪行的前日本陆军军官。首席检察员军法少将王之平、检察员权维才、检察员军法上校田志洪、检察员王宝祺担任国家公诉人。

　　第二案是审判长期在华从事特务间谍活动的前日本特务机关首脑富永顺太郎。检察员军法中校丁明担任国家公诉人。

　　第三案是审判在侵华战争中犯有严重战争罪行，后又帮助阎锡山打内战的日军高级军政人员城野宏等8名被告人。首席检察员井助国、检察员军法大校黄泽湘、检察员军法中校郭轩、检察员张焕新担任国家公诉人。

　　第四案是审判操纵伪满洲国政权、实行残酷殖民统治的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等28名被告人。首席检察员李甫山，检察员军法上校曹振辉、胡春雨，检察员李放、郭春来、毛志奇、高正权、孟武楼，检察员军法少校李瑛、王志武担任国家公诉人。

　　最终，45名被告人全部认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至八年不等。许多战犯在法庭上面对幸存者的控诉时，当庭下跪痛哭。

　　值得一提的是，新中国对在押战犯实行了人道主义待遇与思想教育相结合的改造政策。在沈阳审判中，教育改造后的溥仪作为关键证人出庭，有力地揭露了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及其辅佐者古海忠之操纵傀儡政权、奴役中国东北人民的滔天罪行。

　　对于绝大多数罪行相对较轻或表现较好的日本战犯，最高检贯彻了宽大政策，对1017名日本战犯免予起诉，分三批释放回国。回到日本的战犯于1957年成立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并组织战犯们以出版著作和举行活动的形式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行，忏悔当年所作所为。许多人一生奔走于促进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为恢复中日邦交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为历史作证

　　这一审判的正义性质是不可动摇、不容挑战的！新中国检察机关依法履职，为正义的审判贡献了检察力量，为依法惩处侵略和战争犯罪、彰显和平和正义作出了积极贡献。

　　“东北工作团及时正确处理了日本战犯，开创了教育改造国际战犯的先例，既为中国人民伸张正义，又为世界和平铺平道路。这种处理方式年代越久越能显现出对历史的巨大贡献与深远影响。”王石林说，“近年来，日本极右分子掩盖历史真相，美化侵略罪行的行径令人愤慨！我在侦讯日本战犯时目睹了大量侵华罪行的确凿证据，真是触目惊心、令人发指！这一史实铁证如山，是任何人都无法抹杀的。”

　　在陈式琴看来，我国检察机关在这一具有重要政治意义和国际影响的大事中做了大量工作，为我国的刑事司法制度和检察制度做了积极的开拓性工作，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愿这段历史能够得以记载，让后人知晓前人的艰辛和坎坷，也给检察系统留下更多经验。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大规模侦讯和审判外籍战犯，首次以特别军事法庭处理涉及国际法的战争罪问题，具有开创性意义。对日本战犯的侦查起诉和宽大处理工作，体现了中国政府的法治原则、人道主义精神和政治智慧，经受了历史检验。”人民检察博物馆馆长闵钐告诉记者。

　　“这一审判的正义性质是不可动摇、不容挑战的！新中国检察机关侦查起诉和宽大处理日本战犯，成功地完成了党中央交办的这一重大任务，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了免予起诉制度，锤炼了干部队伍，积累了重要经验。”闵钐表示，在这个过程中，新中国检察机关依法履职，调查取证、审查证据、出庭公诉或作出免予起诉决定，为正义的审判贡献了检察力量，为依法惩处侵略和战争犯罪、彰显和平和正义作出了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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