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永年（1730—1791），字书昌，济南历城人。他是清代响当当的读书人，著名的藏书家，也是我国第一个公共图书馆的创议人。周永年青年时代即嗜读书与藏书，后任翰林院编修，协助纪昀（纪晓岚）编纂《四库全书》，《四库全书》编成后，由纪昀编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及《简明目录》，周永年分担释家、道家典籍提要的编写。

　　周永年把藏书当作人生的最大快乐。据《续修历城县志》记载，周永年“方四五岁时，过书肆，遽出荷囊中物，购《庄子》”。周永年小小年纪就把自己攒下来的钱用于购书，多么难得啊！后来，周永年在泺源书院读书，更加喜爱购书和藏书。主讲沈起元对他非常赏识，称赞他：“其文矫然，其气凝然，百无嗜好，惟嗜书。历下书不易得，生故贫，见则脱衣典质，务必得，得则卒业乃已。”周永年的书斋称“水西书屋”，由他自己亲笔题写，并自编藏书目录，此时周永年的藏书已有五万多卷。

　　乾隆三十六年，周永年中进士，开始其京官生涯。当时北京大大小小的书肆很多，尤以琉璃厂一带最为有名，“内城福隆寺，遇会期多有卖书者”，这些庙会的书摊往往出售不全的零本书，价格低廉，如果想要凑全，需要不断跑去搜罗。周永年的好友、青州藏书家李文藻此时也在京城，两人常结伴去书肆淘书。据李文藻《琉璃厂书肆记》记载：“吾友周书昌遇不全者亦好买之。书昌尝见吴才老《韵补》为他人买去，怏怏不快。老韦（书肆商人）云：‘邵子湘《韵略》已尽采之。’书昌取视之，果然。”《琉璃厂书肆记》又载：“朝食后即至厂，手翻至晡，间有典衣买之者。”周永年前往琉璃厂买书，一去就是大半天，翻阅后觉得书值得买，但带的钱不够，就典当衣服。周永年前往德州书院讲学，“出门每以五车（书）自随”，其藏书之多可见一斑。但令人遗憾的是，周永年去世后，由于生前刻印图书欠下一屁股债，很多书被拿去抵债，藏书所剩无几。

　　早年间，周永年和桂馥在济南五龙潭畔创办了藉书园（又作借书园），这是我国公共藏书与开放阅览机构的早期雏形。藉书园中有周永年的藏书近十万卷，另加桂馥的全部藏书，规模不小。这个藉书园，既可以供自己学习，又为他人阅读研究提供了方便：“聚书其中，招致来学”“寒士则供其食饮”“极寒者并量给束修，免其内顾之忧”。可见，藉书园为文化的传播作出了贡献。

　　周永年编纂图书的经验也十分丰富。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乾隆招三百余位才子撰修《四库全书》，总纂官为纪昀，分校官为周永年、戴震、邵晋涵三人。周永年“目尽九千巨册，计卷一万八千有余”，几乎以一人之力，将《永乐大典》通校了一遍，辑出宋刘敞《公是集》、刘攽《公非集》、苏过《斜川集》等十余种重要文献。无怪乎《清史稿》会对周永年作出高度评价：“四部兵、农、天算、术数诸家，钩稽精义，褒讥悉当，为同馆所推重。”

　　周永年的主要成就乃藏书、建藉书园、编纂图书。他低调做人，少有个人专著传世。所幸，他编撰了《先正读书诀》一书，为后世读书人树立了榜样。

　　《先正读书诀》是周永年饱览唐宋以来儒家学者的著作后，博采众长总结而出的读书方法和经验。全书采集荀卿、朱熹、韩愈、欧阳修、苏东坡、黄庭坚、范仲淹、宋濂、黄宗羲、顾炎武等三十多位名人的著作46部，分为192条，其中选择最多的是朱熹、陆陇其、陆世仪三人的作品。周永年在《王大准序》中说：“世之学者，或失驰骛，或失隐怪而拘迂，矧急功名、营利禄、囿风气、好辨难耶！于戏，读书而能识圣贤要旨，味经史精腴，通古今常变，正国家经权；穷则著为文章，达则政行利济，岂易学哉！岂易学哉！”他希望青少年读书切勿急功近利，要懂得国计民生。

　　周永年对朱熹的读书方法津津乐道。比如，朱熹说：“读书之法，须是从头至尾逐句玩味。看上字时，如不知有下字；看前句时，如不知有后句。看得都通透了，又却从头看此一段，令其首尾通贯。然方其看此段时，亦不知有后段也。如此渐进，庶几心与理会，自然浃洽，非惟会得圣贤言语意脉不差，且是自己分上身心义理，日见纯熟。若只如此匆匆检阅一过，便可随意穿凿，排布硬说，则不惟错会了经意，于己分上亦有何干涉邪？且如看此幅纸书，都不行头直下看至行尾，便只作旁行横读将去，成何文理？”（《朱子语类》卷十）

　　朱熹认为，读书不可贪多，要精熟。他主张读完一本书，再读另一本书，不要泛泛而读。读一本书时，要耐住性子，逐章逐节地读，理解了前面的章节，再读后面的章节，这样就不会断章取义。读书亦要从易到难，由浅入深，不要囫囵吞枣。他认为有些人读书收获不大，主要是读书不够“熟”和不够“精”。

　　周永年对陆陇其的读书方法也很赞同——读书与做人，不是两件事。将所读之书，句句体贴到自己身上来，便是做人的法。如此，方叫得能读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