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崇绪案是一起发生于北宋初年的子诉继母争产案件，引起了北宋朝臣的广泛讨论。《宋史·刑法志》载：“端拱初，广安军民安崇绪隶禁兵，诉继母冯与父知逸离，今夺资产与己子。”宋太宗端拱元年，一位名叫安崇绪的禁军士兵，状告其继母冯氏已与其父安知逸离婚，但仍霸占其父遗产，意图将资产转交给自己已出嫁的女儿，致使其与生母（安知逸的小妾蒲氏）生活无依。

　　当时的最高司法审判机关大理寺认为安崇绪诉继母的行为属于“十恶”中的“不孝”之罪，依《宋刑统》“诸告祖父母、父母者，绞”的规定当被判处绞刑。然而，在奏请皇帝进行死刑裁定时，宋太宗却对判决充满疑虑，但大理寺官员张佖依然坚持前判，宋太宗遂将案件下台省杂议，召集台省（宋代对中央核心机构的合称，含御史台与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等）朝臣集体讨论。集议中，官员徐铉列出四条证据，证明冯氏与安知逸未曾离婚，因此冯氏依然保有安崇绪继母的身份，安崇绪诉继母的行为按律确当处死。与之相反，右仆射李昉等人认为大理寺断罪不当，安崇绪诉继母是出于继母霸占田业致使其亲母衣食不给，如果因此判处安崇绪死罪，则安知逸将绝嗣、蒲氏也将无人奉养，于是提议：“田产并归崇绪，冯合与蒲同居，供侍终身。”宋太宗下诏，采纳李昉等人的意见，并对张佖、徐铉等人予以“夺奉一月”的处罚。

　　何为疑难案件台省杂议制度

　　在安崇绪案中，正是因为经过台省官员杂议，才得以推翻大理寺的前判，使安崇绪“起死回生”，实现了情理法的有机统一。那么，何为疑难案件台省杂议制度？《宋史·刑法志》载：“天下疑狱，谳有不能决，则下两制与大臣若台谏杂议，视其事之大小，无常法，而有司建请论驳者，亦时有焉。”简言之，如果遇到在法律适用上有较大争议的疑难案件，则由皇帝召集中央的高层官员集体参与讨论，并由皇帝作出最终裁决。其一，疑难案件台省杂议制度是宋代进行司法审判活动的一种最高形式。类似现代的终审程序，是宋代理断诏狱的最高集议判决形式，也是处理疑难案件的最终程序。其二，疑难案件台省杂议制度所针对的“疑狱”主要是在法律适用上有分歧的案件，而非事实难以认定的案件。类似现代审判中的“法律审”，对于事实不明的“疑讼”，《宋刑统》规定“各依所犯，以赎论”，即“疑罪从赎”。其三，疑难案件台省杂议制度提供了解释或补充法律的重要途径。因为集议不仅可以解决审断之难、准确定罪量刑，还给参与集议的官员提供了一个探求法律立意、阐释法律精神的平台，因此，司法官不仅“执法据律”，还会结合“律意”与个案考量进行裁断。可以说，疑难案件台省杂议制度为安崇绪案得到情法两尽的判决，提供了制度保障。

　　最高统治者对疑案的关注

　　《宋史·刑法志》记载：“太宗在御，常躬听断，在京狱有疑者，多临决之，每能烛见隐微。”宋太宗非常重视断案，对于案有疑者，常常亲决狱讼。在安崇绪案中，他对案件裁断的走向起到了关键作用。一方面，宋代实行疑狱奏谳制度，疑狱主要指存在“刑名疑虑、情理可悯、尸不经验、杀人无证”等事实不清和适用法律有困难的案件，对疑难案件均允许奏请皇帝裁决。另一方面，皇帝在集体讨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台省杂议由皇帝亲自主持，并由皇帝作出最终裁定。在安崇绪案中，参与讨论的官员形成截然相反的两种观点，前者认为“崇绪讼母，罪死”，后者认为安崇绪因“亲母衣食不给，所以论诉”，属情有可原，提议赦免其罪。宋太宗支持后者，下诏作出判决。当然，最高统治者参与断案，并不总是能够作出公正的判决，其中有太多政治因素的裹挟，增加了案件裁断中人的主观色彩；但皇帝对断案的关注，一定程度上能够监督司法官员，促使其对疑难案件作出公正的、情法两尽的判决。

　　司法官对情理法的平衡

　　在安崇绪案中，以右仆射李昉为代表的官员不追求“执条据例”，而是致力于实现情理法相平衡。从立法原意看，安崇绪讼继母之行为，不仅未“悖法”，而恰为“合法”行为。《宋刑统》规定的“诸告祖父母、父母者，绞”条款遵循的是“孝亲”伦理，故此：其一，冯氏虽为安崇绪继母，但蒲氏为安崇绪亲母关系更为亲近，因亲母衣食不给而讼继母之行为，可谓“孝行”，何来“不孝”之罪？其二，以家庭为本位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讲究“夫妻一体”“父慈子孝”，“慈”在前而“孝”在后。《宋史·刑法志》载：“崇绪特以田业为冯强占，亲母衣食不给，所以论诉。”安崇绪继母冯氏强占家产并将安崇绪母子赶出家门，致使其亲母衣食不给，故没有“母慈”何来“子孝”？其三，“善事父母曰孝”，养亲是善事父母最基本的要求，法律规定了“供养有阙”的罪名。冯氏霸占田产致使安崇绪无法奉养亲母，如不夺回家产，安崇绪就会被冠以“供养有阙”之罪，但通过诉继母夺回田产又会遭受绞死之极刑，处于两难境地。对于此案，如果机械适用法条，必将与立法精神背道而驰。而李昉等官员不拘泥于律条，本事原志，关注安崇绪讼继母的主观意图，认为其出于孝养亲母才致兴讼，情有可原。《宋史·刑法志》载：“若从法寺断死，则知逸何辜绝嗣，阿蒲何地托身？”安崇绪为孝养亲母而致讼符合天理与人情，若按大理寺的意见判处其死刑，将会造成安知逸绝嗣、安崇绪亲母无人赡养、安知逸家产不由子承而为继妻冯氏所霸占的局面。于是，李昉等官员给出了近乎完美的方案，“田产并归崇绪，冯合与蒲同居，供侍终身”，提议将田产判给安崇绪，但其需要供养继母冯氏，这一方案最终为皇帝所采纳。

　　从安崇绪案的审断可以看出，宋代对疑难案件的审判，有台省杂议制度的保障，有最高统治者皇帝的关注及参与，以及司法官对情法两尽、定分止争司法效果的追求，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冤错案的发生，同时也体现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慎刑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