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数字化时代，数据已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和经济资源，特别是识别自然人的关键数据，如人脸、卫生健康、金融、旅游出行、消费等数据，因其具有很高的商业开发利用价值，更容易成为数据处理的目标。但是，这些数据也涉及到个人隐私及其他重要的人格和财产利益。不幸的是，由于个人面对商业平台所处的弱势地位，仅仅靠个人自我保护是远远不够的，国家理应成为个人信息的主要保护者。

　　国家保护个人信息，主要是通过负有保护职责的主管部门设定规则、监管、执法等手段来展开的。行政部门的保护职责是第一道防线，也是主要防线。但是，如果行政保护未能及时、充分、有效地实现保护个人信息的目的，便需要引入助推性、监督性的力量，对受到侵害或者面临风险的个人信息权益进行补充性保护。正是依循这一逻辑，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了检察机关可以通过检察公益诉讼的制度化途径，补全个人信息保护的治理拼图。

　　个人信息保护法实施五年来，我国检察机关积极、稳妥履行检察监督职责，办理了一大批涉个人信息保护的检察公益诉讼案件，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在个人信息保护法实施五年的这一重要节点，最高检发布一批个人信息保护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具有重要意义。案例涉及到个人行程轨迹、人脸信息、医疗卫生信息、消费信息等与民生密切相关的领域，涉及到重要的公共利益。在这些领域，以检察公益诉讼促进行政机关依法、高效履职，实现“办理一案，治理一片”的规模性效果。

　　这批案例是过去五年来检察机关积极履行公益代表职责的一个缩影，反映出检察机关积极履职，针对群众关心的个人信息保护突出问题，将检察公益诉讼制度优势转化为制度动能的担当精神和务实态度。可以说，检察公益诉讼已成为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治理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检察机关已成为个人信息安全重要的守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