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文然（1620年—1678年），字弱侯，号龙怀，安徽桐城（今安徽省桐城市）人，清初著名文学家、律学家，官至刑部尚书，谥号端恪。姚文然一生深耕断案实践与律学研究，法律著述宏富。在《皇朝经世文编》所收录的清代法律文章中，姚文然之作数量居首。梳理其生平事迹与律学著述可发现，其法律思想以哀矜慎罚、缘情据理、罪刑相适为核心，为当代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历史镜鉴。

　　哀矜慎刑以彰律心之本

　　姚文然在阐发传统法律的哀矜慎刑理念时，首次提出“律心”概念。其在《律意律心说》中明确界定：“何谓律心？《书》曰：‘罪疑惟轻，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曾子曰：‘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此律心也。”为明晰“律心”与“律意”的意涵，姚文然以秤锤称量为喻作形象阐释：称量物品时，心存仁厚者会对物品重量略估高、放入时略估低，力求宽平；而心怀苛刻者则反之，取出时压低读数、放入时抬高读数，刻意苛责。这一比拟揭示出，“律意”是司法官对律例条文的准确理解与掌握，是适用法律的基础；而“律心”则是司法官审案时的哀矜之心，其对案件审理的影响更为隐性且不可或缺，二者相辅相成，方为司法治狱之道。

　　姚文然并非仅从理论层面阐发哀矜慎刑，更以数十年司法实践恪守“律心”准则。《清史稿·姚文然传》载：“十五年，授刑部尚书。时方更定条例，文然曰：‘刃杀人一时，例杀人万世，可无慎乎？’乃推明律意，鉤稽揅讨，必剂於宽平，决狱有所平反，归辄色喜。”其深知律例作为万世之法，苛酷之条会累及千家万户，故而在修订条例时始终以宽平为要，每为冤案平反便欣然自得。基于明代用刑残酷的历史教训，姚文然曾上书主张废除廷杖之制以及镇抚司滥用刑罚的特权，从制度层面遏制酷刑滥用。为时刻警醒自身与同僚，姚文然书写“常觉胸中生意满，须知世上苦人多”之句，令诸子各录一纸贴于壁上，以此提醒执掌生杀之权的刑官，世上苦命之人已不在少数，若是用律严苛无疑更是将这些人逼上绝路。姚文然的慎刑思想更体现在细节之中，其曾因一名囚犯被误刺字，据理力争未果后，归府便以长跪自罚。从刑罚种类与等级来看，刺字属于较轻的肉刑，不会伤及犯人性命，且姚文然已经据理力争，尽到了自己的责任，但在其看来，即便微刑，亦需基于事实、用刑谨慎，长跪自罚正是其哀矜慎刑“律心”的真切体现。

　　缘情据理以昭情法两全

　　情理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脉络，亦是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根基，深刻影响着古代立法、司法的各项活动。雍正帝在秋审谕旨中便强调，断狱须“执法原情，总归于大公至当而已”，既不可屈法从宽，亦不可忽视一线可生之机；清人李铠认为：“人于伦理间讲贯不明，一旦临民听讼，但以律例为师，恐不免俗吏之诮。”清代律学家普遍认为，断狱不可脱离情理与伦理，若仅以律例为师，易沦为俗吏，难称良治。情法本为一体，唯有法律不悖人情、契合天理，方能让民众真正认同并自觉遵守，实现法律实施的畅通无阻。

　　作为饱读诗书且兼具司法实践的清代官员，姚文然对情理在司法中的定位有着深刻体悟，主张缘情据理、情法两全，其《原免出继缘坐议》一文便鲜明体现了这一思想，文中开门见山指出：“故法者，万世之法也，缘情定罪，酌古垂后者也。”姚文然对清代出继子女缘坐的律例规定提出批判，彼时律例规定，犯罪之人的子孙过房与人者，俱不追坐，但过继给他人的子女，对本生父母兄弟的罪行不得准律宽免，若所后父母兄弟犯罪，又当依律缘坐，形成“一人之身而两受父母兄弟之连坐”的局面。姚文然从经义与律例双重角度加以辩驳：其一，《礼记》中对出继子女的服丧礼仪有明确规定，其对本生父母与入继父母的服丧期限有别，彰显继子女在情理上更亲近入继父母，已有亲疏之分；其二，律例本有“子孙过房与人者不追坐”的规定，而出继子女的“双重连坐”既与该规定相悖，又波及两户家庭，违背基本的情理伦常。其主张立足情理修正律例，让法律与天理人情相契合，正是对情法两全思想的具体实践。

　　罪刑相适以显轻重画一

　　罪刑相适应是司法公正的核心要义，而法律规定的协调、整齐与一致是罪刑相适的基石，若出现同罪异罚、轻重颠倒的情形，必将严重削弱法律的公信力。早在汉代，百姓便称颂萧何“萧何为法，较若画一”，可见法律统一适用的重要性。唐代名臣魏征亦提出，“帝王之所以与天下为画一，不以贵贱亲疏而轻重者也”，主张法不阿贵、一视同仁。

　　姚文然任刑部尚书期间，发现律例中存在刑罚轻重失衡的问题，尤以旗人刑罚与监守自盗律条的规定为甚，其在《请定轻重画一之例以垂永远事》的奏疏中直言：“凡律例内罪之轻重，皆按各犯所犯情节之轻重而定者也。”当时清代律例规定，监守自盗仓库钱粮四十两者，为“杂犯死罪”，实际处以五年徒刑；盗窃五十两者，则判永远充军，可见充军之罪远重于徒刑。但在枷号规定上，旗人犯充军之罪仅枷号三个月，而杂犯死罪遇减等判徒刑五年者，却需枷号三个半月，形成“应充军者枷三个月，应准徒者反枷至三个半月”的怪象，姚文然一针见血地指出：“是使旗下人为监守者盗五十两之罪反轻于盗四十两之罪也。”

　　同时，这一规定还造成满汉刑罚的失衡，汉人犯充军之罪重于徒刑，而旗人则反之，违背了法律轻重画一的基本原则。此外，姚文然还批判监守自盗律条中“并赃论罪”的计算方式，若十人共盗二十两银，平均每人二两，却按每人盗窃二十两银量刑，与犯罪事实严重不符，违反罪刑相适原则。针对这些问题，姚文然奏请清廷酌议修正，主张旗下人犯杂犯死罪的枷号日期应比军罪量减，确保情罪相符、满汉画一，彰显了其追求法律统一、罪刑相适的法治追求。

　　姚文然的法律思想以“律心”为内核，强调司法官应怀仁慎刑；以缘情据理为准则，主张情理法相融并举，追求情法两全；以罪刑相适为目标，着力摒除同罪异罚、轻重颠倒的司法弊端，坚守法律轻重画一的基本原则。其思想理念既体现了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人文关怀与民本思想，又蕴含着追求司法公正、制度完善的法治智慧，对推动新时代法治建设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与现实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