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的书常有半成品，印是印了，却不曾装订成册，店家一页一页卖，买家一页一页买；还有一种情况是，线装书的书页没坏，线头先朽，这便要读书人自己去装订和修复。及至鲁迅所处的年代，出版审核日渐严苛，一旦发现“违禁内容”，书局将面临查封、罚款等惩处。为此，出版者便将书籍、报刊拆成单页印刷售卖，无封面、无书名、无成册标识，这样便不容易被认定为“违禁书刊”。因此，对当时的读书人而言，自行拆补、重订、修复是必备的技能。

　　鲁迅爱抄书，也爱订书。自别了百草园与三味书屋，定居在北京后，他日记中关于订书的记载日益多了起来。1912年10月13日，恰逢星期天，鲁迅一个人待在家里，“终日订书，计成《史略》二册，《经典释文》六册”。从清晨到日暮，三餐间隙不曾停歇，一日之内竟装订了八册，成效斐然。次日（10月14日）工作日，鲁迅下班后依然兴致勃勃，“晚丁（订）《经典释文》四册，全部成”。此次装订的《经典释文》共十册，前一日未竟的活计，他绝不拖延，一鼓作气终至完工。四册书籍的装订，耗时定然不短，推想彼时，或许已是星夜深沉，未等东方欲晓，却也熬过了三更灯火。

　　鲁迅订书时的专注令人惊叹。1921年3月30日，他在日记中记载：“晚修订《咫进斋丛书》一部讫，凡二十四册，费工三日。”二十四册丛书，好生浩大的工程，摞起来也颇有分量，一页一页厘清，一本一本装订，常人面对这样的工程，恐怕早就心烦意乱、难以坚持。而鲁迅竟能耐下性子，三日之内，除却饮食起居，其余时光皆倾注于此，这份专注，足见其对书籍的珍视。

　　装订是个烦琐费力的活，鲁迅亦常感疲惫，有时便会请专业匠人帮忙。据鲁迅微观研究者薛林荣先生统计，鲁迅的日记中曾十次提及前往本立堂书店，其中八次皆与订书有关；另外一个常打交道的便是直隶书局——1923年4月10日，“午后往留黎厂（琉璃厂）托直隶书局订书”；次年5月9日，再度“托直隶书局订书”。请人订书自然少不了酬劳，5月19日，他“往直隶书局取改订书，计工泉（钱）一元二角”。这价钱不算低，要知道，当时北京一般工人月薪才四元，这一元二角的工钱，近乎他们十天的收入，也足见古籍装订工艺的精细与不易。另据薛林荣先生统计，1923年是鲁迅订书最多的一年。这年的1月31日，“夜重订《五杂俎》八本”；2月8日，他“困顿，不赴部。订书数本”。当时鲁迅在教育部上班，身心疲惫之下，诸事皆懒，唯有订书让他舒缓疲惫、静心安神，反倒干劲十足，顺手订了数本书。

　　鲁迅的装订功夫蛮了得。订书是个细活，打孔、搓线、穿针、走线，与女子纳鞋绣花一般，讲究细致与耐心。这份手艺鲁迅早在求学时便打下了基础。鲁迅的挚友许寿裳曾回忆，鲁迅在日本东京求学时，“独居一室，饮食起居，皆自理之。时薪薄，生计颇艰，衣服多蔽旧，破则自缀补，不以为苦，惟潜心治学，弗旁骛”。读书时练就的针线活，让他订起书来得心应手，非但不觉烦琐，反倒兴趣盎然、乐此不疲。

　　鲁迅订书，多在夜晚与休息日。当旁人忙着打牌消遣、闲谈小聚时，他在灯下装订书籍；当旁人悠然品饮咖啡时，他依旧专注于穿针走线。1923年2月12日休假，他“重订《金石存》四本，制书帙二枚，费一日”；3月4日周日，“改装旧书二本”；4月29日周日，“装书六本讫”；5月13日周日之夜，“重装《颜氏家训》二本”。装书很累，累并快活着，快活而成就着。5月19日，“重修旧书三部，共十二本讫。饮酒”。一番辛苦劳作后，他便以一杯薄酒犒劳自己，这份简单的喜悦，藏着读书人独有的雅致。

　　鲁迅也曾有买不起书的时候，但对他而言，订书的价值，远非“性价比”所能衡量。他花费在订书上的时间远比一本装订好的书价格高昂，可这份亲手修缮典籍的乐趣，这份延续古人治学传统的坚守，远比书籍本身更让他珍视。装订一本书，便是重读一遍书，这一页后是哪一页，不读是不能装订好的；亲手装订的典籍，爱惜之意更甚，摩挲书页时的悦耳声响，堪称读书人心目中的“天籁之音”。

　　其实，使人高雅者多多，花鸟虫鱼，琴棋书画，都可以使人高雅，而书是最简便的，也是层次最高的。使鲁迅高雅者，一字以蔽之：书。鲁迅一生买书、抄书、读书、著书，跟很多读书人不太一样的是，他还花大把时光用于装书，这些时光是夜晚，是周末，是节假日。高雅并不高难度，高雅是高兴趣，其中最能让人愈加高雅起来的，是愿意把时光浪费在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