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具体历史案例中挖掘传统法律文化的当代法治价值，是传承和发展中华法治文明的重要路径与关键课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的清末良乡县赵有儿抢劫案文书，跨越光绪末年至民国初年的历史变迁，完整呈现了该起案件从侦缉、起诉、判决到执行的全流程，为我们研究清末案件裁判逻辑、解读传统法律实践提供了鲜活且珍贵的史料支撑。
据记载，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良乡县居民赵有儿因生活困窘，经秃车子提议，与另外两人结伙抢劫。四人分工明确，赵有儿在被害人霍撰臣家门口望风、接递赃物，其余三人持洋枪、七节鞭等器械入室搜掠财物，得手后在野外分赃逃窜。案发后，赵有儿被官府抓获，其余同伙在逃。案件经良乡县初审原拟、顺天府转递，由京师高等检察厅起诉至京师高等审判厅。京师高等审判厅刑科一庭会同检察官覆鞫后，于宣统三年，依照《钦定大清现行刑律》强盗罪相关条款、结合清末刑律改革方向，判处赵有儿“免死减等，发遣新疆当差”。这起案件的最大特点是在“不分首从”的强盗重案中，因案犯“情有可原”给予从宽处罚，体现了“宽猛相济”的政策导向、“律主例辅”的裁判标准以及“检察初创”的制度改革，为司法实践提供了兼具历史厚度与现实价值的镜鉴。
宽猛相济
从“不分首从”到“情有可原”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宽猛相济”理念，即“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现代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其一脉相承，赵有儿案的审判结果正是践行宽猛相济理念的典型样本。
清律遵循“重其所重、轻其所轻”的立法精神，对共同犯罪中的主从犯认定有两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是“区分首从”。《大清律例·名例律》明确“凡共犯罪者，以造意为首，随从者减一等”，这一规定适用于绝大多数罪名，是处理共同犯罪案件的原则性规定。第二种情形是“不分首从”。针对谋反、大逆等危害严重的犯罪，律文明确规定“不分首从”，以此彰显重刑威慑。强盗罪因兼具人身与财产侵害被列为重罪，《大清律例》规定，“凡强盗，但得财，不分首从皆斩”。在共同犯罪案件中，不同犯罪人的行为各异，主犯多为造意纠集者并实施劫财行为；从犯可能仅被动参与、把风接赃，起次要或辅助作用，其主观恶性与社会危害程度远不及主犯。若不加区分一律判处重刑，则明显违背“罚当其罪”的基本准则，继而出现“法重情轻”的量刑失衡。
为解决这一问题，清代通过发布谕旨、案例等方式对律文进行补充修正，不否定律文确立的重罪基调，逐步引入“情有可原”的例外情形。赵有儿抢劫案中，断案机关首先认定赵有儿构成强盗罪，再考虑其非造意者、仅在门外望风接递赃物，未实施入室搜掠、持械施暴等关键危害行为，明确其从犯地位，进而结合其认罪态度（如实供述、无隐瞒推诿）、主观恶性（因生计困窘被动参与、无主动加害意图）、危害结果（未直接造成人身伤害）等多重情节，综合认定赵有儿“情有可原”，最终在律文刚性框架下，作出从宽裁判，判处其“免死减等，发遣新疆当差”。这种综合情节、区别对待的裁判逻辑，体现了严惩重罪和宽宥从犯相结合的思想，彰显了传统司法的智慧。
立足当代法治实践，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国的基本刑事政策。该原则既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指导，也有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传承，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方面，对抢劫等严重暴力犯罪应始终保持严惩态势，坚决维护社会秩序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另一方面，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核心是区别对待。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第31条规定，对于共同犯罪案件，司法人员应充分考虑被告人的地位和作用、主观恶性与人身危险性差异，进一步细化主从犯层级，做到重罪重罚、轻罪轻罚、罚当其罪，避免“简单化”“一刀切”认定。同时，将初犯偶犯、认罪认罚、退赃退赔等多元情节全面纳入考量范围，构建更加精准的刑罚裁量梯度和标准。
2026年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司法机关应持续深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贯彻落实，结合当前犯罪形势特点，精准把握“宽”与“严”的边界，推动政策效能最大化，实现传承传统司法智慧与彰显当代法治精神的有机统一。
律主例辅
从“机械适用”到“动态调整”
“律例并行”作为一种古代法律思想与实践模式，经唐代“律令格式”体系化发展、宋代“编敕”制度化推进，至明清时期律例关系基本定型，成为传统法制的基本运行样态。赵有儿抢劫案正是传统司法适用“律主例辅”原则的体现。《大清律例》作为清代的基本法典，承袭《大明律》的体例，历经多次修订完善，明确了各类罪名的构成要件与处罚标准，是司法裁判的基础性依据；而“例”在清代得到了迅速发展，数量不断增多、内容愈发细化，成为弥补律文弹性不足、应对复杂社会现实的重要支撑。二者相辅相成、并行不悖，共同实现对法律稳定性与灵活性的动态平衡。
“凡强盗，但得财，不分首从皆斩”是清律的基本规定，这一条款确立了从严惩治强盗犯罪的主基调。但不容忽视的是，该律文以“得财”作为唯一量刑基准，未区分主从犯的差异和犯罪情节的悬殊，难以应对实践中的复杂情形。为缓解律文刚性与司法实践之间的矛盾，清代从康熙朝始便通过制定例文等方式，将强盗犯罪中“情有可原”的从犯纳入免死发遣范围，为司法裁判提供了明确依据。更重要的是，例文对“情有可原”的范围进行类型化区分，让司法裁判标准更加明确。如乾隆二十六年例规定：寻常盗劫未经伤人之伙犯，如曾经转纠党羽、持火执械、助势搜赃、架押事主送路，到案诬扳良民，并犯案已至二次等情节，仍拟斩立决，不得以情有可原声请。仅在外瞭望、接递财物，或被人诱胁随行，及年岁尚未成丁，或行劫止此一次，并无凶恶情状者，仍以情有可原免死发遣。此外，清代司法还注重参考成案，如《刑案汇览》与《续增刑案汇览》收录的强盗案成案中，符合“情有可原”情形的均将案犯免死发遣，与赵有儿案的裁判逻辑保持一致，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同案同判”。
当前，我国刑事司法同样存在“刑法条文+立法解释+司法解释+指导性案例”的规范体系，与“律主例辅”的传统模式存在相似性，当然，效力位阶与适用规则存在本质差异。刑法作为刑事司法的基本遵循，确立了各类犯罪的罪名、犯罪构成与法定刑；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针对法律适用中的具体问题作出规定，有效解决法律适用问题；指导性案例则传承了“成案”的价值功能，为司法机关处理类似案件提供参照，最大限度确保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
检察初创
从“诉审不分”到“诉审分离”
赵有儿案发生于清末司法改革的特定历史背景下，京师高等检察厅参与案件办理，是诉审分离制度在中国的初步试点实践，打破了“行政司法合一”“侦控审一体”的传统司法模式，以“公诉与监督一体”的履职样态，为近现代检察制度提供了珍贵的法律文化资源。
在古代纠问式审判模式下，司法官集侦查、起诉、裁判权于一身，缺乏有效的权力制衡，易滋生司法擅断。从1906年起，清政府陆续颁布《大理院审判编制法》《法院编制法》等，持续推行司法改革，在各级审判厅内配套设置检察厅，专门履行提起公诉、审判监督及判决执行等职权。如1906年《大理院审判编制法》第12条规定：“凡大理院以下审判厅、局，均须设有检察官，其检察局附属该衙门之内。”1907年清政府将检察局定名为检察厅，在各级审判机构内对应设置总检察厅、高等检察厅、地方检察厅、初级检察厅四级体系，配置检察官。1910年颁行的《法院编制法》明确，检察厅可行使刑事搜查、提起公诉、监督判决执行等职权，可惜并未在全国范围内落实。赵有儿抢劫案体现了近代检察制度的运行样态：其一，在程序流转环节，京师高等检察厅作为司法流程的承接枢纽，接收顺天府移送的案件、主导复审讯问。接收审判厅判决后，层报法部请示批复“发遣新疆当差”这一流刑类处罚的执行事宜。其二，在案件复审环节，京师高等检察厅开展证据核查，重点核查赵有儿口供的真实性与自愿性，排查隐瞒、虚构情节，补充固定案发时间、地点、作案工具、经过、结果等关键事实证据，完善证据链条、明确指控意见。其三，在刑罚执行环节，京师高等检察厅收到判决后，履行验明正身职责，形成详尽的案犯检验单，记录案犯的年龄、籍贯、体貌、衣着、指纹等身份信息及“腿部旧日刑伤”等细节，为防范冒名顶替、准确执行刑罚提供依据。
清末从传统诉审合一到近代诉审分离的转型，是中国司法制度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重要早期样本，其虽囿于封建帝制的历史局限，未能形成规模化推广与体系化发展，也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封建司法的本质，但其中体现的职权分工、程序规范、监督履职等思路，仍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可作为研究中国司法制度转型的重要参照，这也是从赵有儿案中挖掘传统法律实践当代价值的应有之义。
（作者单位：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检察院）
●延伸阅读
清末司法改革确立了近代化的四级司法体系，实行审判与检察分立、司法与行政分立的制度框架。该体系自下而上分为初级、地方、高等、中央四级，各级分别对应设置审判厅与检察厅。清代地方行政实行省—府—县层级结构；顺天府作为京师特别行政区，在行政建制名义上属“府”，但直属于中央，不受所在直隶省管辖，与省级相仿且更具独立性。
中央设大理院为最高审判机关、总检察厅为最高检察机关、法部统筹全国司法行政；省级设高等审判厅与高等检察厅，其中京师高等检察厅作为设于京师的省级检察机构，承担京畿重大案件公诉与审判监督，业务受总检察厅领导，行政上由法部管辖；府级设地方审判厅与地方检察厅，由省级提法使司（相当于今天的省司法厅）监督；县级设初级审判厅与初级检察厅。然而，由于人力财力所限，初级审检机构在全国大多数地区并未实际建立，仍由州县官兼理司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