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29日，法院开庭审理袁某诈骗案，公诉人出庭支持公诉，并邀请特殊教育学校手语老师同步翻译。

　　2025年10月，一份特殊的审查逮捕卷宗交到了我的手中。案件之所以特殊，是因为双方当事人的身份及犯罪方式都较为特殊。

　　犯罪嫌疑人袁某是聋哑人，接受过特殊教育。打工时，认识了同为聋哑人且伴有三级智力残疾的被害人小李。小李虽身有残疾，却是个运动员的“好苗子”，靠着打工和参加残疾人运动会攒了一些积蓄。于是，手头拮据的袁某向小李借了6万元钱。

　　后来，袁某无力偿还债务，便萌生了“反客为主”的邪念。2024年12月，他诱骗小李抄写了一张内容为小李向他借款10万元的虚假欠条。后袁某持欠条上门索债，被小李及其父亲识破并报警，公安机关经侦查后，以袁某涉嫌诈骗罪提请我院批准逮捕。

　　合卷沉思，当事人的特殊情况和案件的特殊性让我立刻警觉起来。双方当事人都是聋哑人、案情是以“欠条”形式实施诈骗，这种情况我还是第一次遇到，这起案件的办理绝非简单的“查清事实、适用法律”，案件办理的核心，不仅要查清事实，更要依法守护好弱势群体的权益。

　　聋哑人的沟通障碍会使其在刑事诉讼中处于天然弱势地位。该案中，双方当事人均为聋哑人，被害人还存在智力障碍，沟通壁垒、认知局限给证据固定、事实还原带来极大挑战。袁某虽接受过教育，但面对复杂的司法程序和法律条文，仍需要专业律师的帮助。为了充分保障袁某的诉讼权利，确保案件办理的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在该案受理之初，我院便依法启动了法律援助程序。

　　如何解决沟通难题，成为我办理该案的“头等大事”。我注意到，袁某是本地户籍，曾在本地的特殊教育学校接受过教育，我们当即决定联系袁某的母校，邀请该校手语老师参与办案。段老师从事特殊教育多年，不仅精通手语，更熟悉聋哑人的认知逻辑和沟通特点。我们第一时间与段老师沟通情况，说明需要翻译的核心诉求，着重强调了讯问中涉及借款、欠条等关键细节的表述准确性要求。

　　讯问当天，段老师凭借多年教育经验，迅速与袁某建立起信任氛围，用精准的手语传递讯问内容。段老师介绍，手语不同于我们的正常语序，有特殊的语句排列方式，而且手语也有“方言”。手语虽能传递“是否实施诈骗”等基础性事实，但在“如何让小李签下欠条”等复杂信息的具象化表达上存在局限，难以完整呈现事件的具体过程，这种表达边界的客观存在，对特定群体沟通场景下的信息采集与精准传递提出了更高要求。

　　起初，袁某拒不承认自己的诈骗行为，坚称欠条是小李基于真实的债务关系书写的。我们通过查询袁某和小李的微信、支付宝流水发现，并无小李向袁某借款10万元的交易记录。袁某再次辩称，借给小李的10万元是通过现金方式支付的，但在问及袁某现金来源时，袁某辩称是自己赚的，再继续讯问是如何赚取10万元现金时，袁某便以“忘记了”进行搪塞。

　　为了核实袁某辩解的真伪，我再次联系公安机关，对袁某的工作和收入情况进行补充侦查。发现袁某有3次盗窃前科，平时以打工为生，根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赚取10万元现金。在微信聊天记录、经济往来记录等一系列证据面前，袁某的心理防线逐渐崩溃，最终如实供述了自己利用小李的智力缺陷伪造欠条、意图骗取财物的犯罪事实。

　　我通过翻译告诉袁某：“法律保护残疾人的合法权益，但同样也不会纵容残疾人利用他人缺陷犯罪。你和小李都是残疾人，本应相互扶持，可你却利用他的信任和缺陷谋取私利，这不仅违背道德，更触犯了法律。”他的眼里满是悔意，用手语比画着“我骗他，是不对的”和“愿意打工赚钱还钱”。

　　“这起案件的审查，不仅涉及诈骗罪的基本构成要件认定，还牵涉特定群体犯罪的法律评价问题，核心在于如何平衡刑法的惩罚功能与对弱势群体的特殊保护，准确界定犯罪构成、犯罪形态及量刑情节，实现罪责刑相适应。”在汇报案件时，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该案中，袁某作为聋哑人，法律意识淡薄，对自己行为的法律后果缺乏清晰认知，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对自身行为的辨认和控制能力，根据刑法规定，“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犯罪，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但被害人小李，既是聋哑人，又是三级智力障碍者，属于双重弱势群体，根据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诈骗残疾人、老年人、未成年人等弱势群体的财物，属于酌情从重处罚的情节。袁某明知小李存在智力障碍、自我保护能力极差，仍针对其实施诈骗行为，其主观恶性相较于诈骗普通人群更大，社会危害性也更为严重。最终，我院依法对袁某作出批准逮捕的决定。

　　决定作出后，我并未感到释然，心中反倒萦绕着复杂的心绪：无声的世界里，正义从未缺席，法律会以公正的姿态为每一个弱者撑起保护伞，让法治的光芒照亮每一个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