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习一弊疏》局部（仿制品），现藏于保定直隶总督署博物馆。

　　在中华文脉绵延不绝的谏诤篇章中，清代名臣孙嘉淦的《三习一弊疏》无疑是一颗璀璨的明珠。这篇作于乾隆登基之初的奏疏，以清代“本朝奏议第一”的盛誉流传后世，嘉庆、道光年间，朝臣屡屡抄录进呈，以此规劝君主警醒自身。曾国藩也曾细加研读，感慨“其所云三习一弊，凡中智以上，大抵皆蹈此弊而不自觉”。历经岁月洗礼，这篇疏文所蕴含的深刻洞察与治世智慧，依然能为当代社会治理、个人修身立德提供宝贵镜鉴。

　　孙嘉淦（1683年—1753年），字锡公、懿斋，号静轩，山西兴县人，历仕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以直言敢谏著称。公元1735年，乾隆皇帝弘历初登大宝，朝政初定，人心思治。时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兼吏部侍郎、身负风纪重任的孙嘉淦，没有沉溺于盛世初现的表象。这位深谙“事当极盛之际，必有阴伏之机”历史规律的三朝老臣，以居安思危的清醒与赤诚，上《三习一弊疏》，劝诫乾隆帝“圣心自懔”、防患未萌。

　　疏文逻辑严密，层层递进，精准揭示了“三习”的形成机理与“一弊”的致命危害，具有严密的逻辑体系。所谓“三习”，源于人性与权力的相互影响，是日积月累的惯性使然。第一习为“耳习于所闻，则喜谀而恶直”，君主身处高位，耳边环绕的多是歌功颂德之声，久而久之便对逆耳忠言产生抵触，从拒绝直言到厌烦木讷，最终连颂扬不够精妙者也加以排斥；第二习为“目习于所见，则喜柔而恶刚”，臣下的趋跄谄胁、免冠叩首成为常态，君主目光所及皆是谄媚之态，便会对刚正不阿者渐生嫌隙，最终容不下半点不迎合的姿态；第三习为“心习于所是，则喜从而恶违”，长期执掌权柄让君主极易滋生“自是之心”，认为天下事务皆无难事，听不到自身短处、看不到自身过失，凡事皆以己意为尊，容不得半点违抗。三习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助长、层层递进最终导致“喜小人而厌君子”这“一弊”，王朝亦因此由盛转衰。

　　孙嘉淦对“三习”致“一弊”的深层原因剖析，尽显深刻的政治智慧与人性洞察。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历代君主并非不知“进君子而退小人”的道理，即便末世之君，临政愿治也思用君子，可最终往往陷入“小人进而君子退”的困境。究其根源，在于“用才而不用德”。

　　在他看来，“德者，君子之所独，才则小人与君子共之，而且胜焉”。小人凭借过人的才辩与圆滑，精准迎合君主的“三习”：语言奏对上，小人佞谀而君子讷言，契合“耳习”；奔走周旋中，小人便辟而君子拙朴，契合“目习”；考核劳绩时，小人巧于迎合显勤而君子耻于言功，契合“心习”。君主沉溺于积习而不自知，被小人的事事迎合所迷惑，最终导致“小人不约而自合，君子不逐而自离”。朝堂生态被严重破坏，治国根基随之动摇，王朝的兴衰转折，往往便始于此。

　　那么，“三习一弊”的困局该如何破解？孙嘉淦将答案归于“心”的修养，强调“预除三习，永杜一弊，不在乎外，惟在乎心”。这一观点植根于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体系，凸显了向内求索的价值追求。他认为，即便是圣人也难免有过，关键在于能否知过、改过。君主身居高位，其过失影响的是整个天下，更应“谨几存诚，返之己而真知其不足”，时刻保持反躬自省的自觉。唯有摒弃“自是”之心，不被虚名浮誉所困，才能分清忠奸、明辨是非，看清小人的谄媚本质与君子的刚直价值；唯有常怀敬畏之心，不恃才傲物、不贪图安逸，才能破除耳目之蔽，让谏诤之言入耳、贤能之人入朝。这种以修心为根本的治世理念，将个人道德修养与国家治理紧密结合，强调君主的示范引领作用，揭示了“治乱之机，转于君子小人之进退；进退之机，握于人君一心之敬肆”的历史规律。

　　一纸谏疏，承载千古治世箴言；一片丹心，映照百年修身之道。《三习一弊疏》之所以能历经近300年的岁月依然被后人推崇研读，其生命力在于精准把握权力运行与人性修养的核心命题。今天重读这篇经典，并非简单复刻古人的治世之法，而要汲取其中的思想养分，以史为鉴、守住初心，方能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