缓步走进云南大理的诺邓古村，层层叠叠的青石板路顺着山势蜿蜒曲折，一座座“三坊一照壁”的白族院落错落有致。耳畔似有盐马古道的马蹄声，在沘江河谷间经久不散。

　　这个拥有“千年白族村”美誉的古村落，孕育了白族民居建造艺术、诺邓火腿制作工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却曾因私搭乱建、规划缺失等问题，面临传统风貌被侵蚀的危机。如今，在公益诉讼检察监督的助力下，古村不仅重焕生机，更成功获评国家4A级旅游景区。

　　这是云南省检察机关以法治之力守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缩影。在这片拥有众多民族、非遗资源丰富的多彩土地上，如何让古老技艺、民俗文化跨越千年，依旧“活”在当下？该省检察机关一体学思践悟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以公益诉讼检察履职推动解决了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断层、资金缺位、开发失衡的难题。相关做法在2026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中得到肯定。

　　聚焦活态传承

　　破解人走艺绝之忧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是“人”。传承人老龄化、补助不到位、青年人不愿学，曾是许多非遗项目面临的“断代”隐忧。

　　在马关县，27名省级、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8.4万元中央补助资金长期“沉睡”在账户上，苗族银器、壮族版画等特色技艺的传承面临资金不足困境。马关县检察院在“检护民生”工作中发现这一线索，实地走访调查取证后，依法向相关部门制发检察建议。十余天后，这些资金便足额发放到了传承人手中。此后，检察机关持续“回头看”，推动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联席会议制度，助推非遗申报、非遗保护宣传和项目扶持长效机制的建立完善，当地的“铜炊锅长街宴”等民俗活动还登上了央视舞台。

　　峨山，中国第一个彝族自治县。这里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彝族花鼓舞同样面临过“断代”危机。2025年1月，峨山县检察院依托政协提案与检察建议双向衔接转化机制，发现国家、省、市三级下达的彝族花鼓舞传承经费长期未拨付，且部分传承项目无固定活动场所、后继人才匮乏，传承面临“人亡技失”风险。走访调查后，该院依法制发检察建议，督促文旅部门履职整改。如今，彝族花鼓舞项目资金已拨付到位，传承人补助按时发放，非遗教学纳入中小学课后服务，非遗博物馆、民族团结广场时常可见彝族花鼓舞传承活动。

　　守护文化根脉

　　直面开发失衡之困

　　传统村落、文化景观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赖以生存的土壤。如何处理保护与发展之间的矛盾，考验着治理智慧。

　　大理州、县两级检察院在办理诺邓古村保护案时，并未止步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面对规划缺失、建设无序、监管缺位等系统性难题，检察机关启动一体化办案模式，通过公开听证、制发检察建议，督促相关行政部门履行统筹协调职能，并向州级主管部门发出社会治理检察建议，推动加强全州层面保护工作的统筹协调与监管指导。

　　随后，一揽子解决方案逐步落地——900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风貌提升；古树得到挂牌保护，消防隐患得以排除；《诺邓古村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保护规划》通过论证，实现了保护与发展的双赢。

　　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是全球首个茶主题世界文化遗产。然而，它也曾有过“成长的烦恼”。因部分古茶林伴生树种过密，导致病虫害蔓延，茶农的修剪、间伐申请却因种种原因得不到批准。普洱市、澜沧县两级检察院一体化办案，引入专家论证，明确“最小干预”不等于“不能干预”，以检察建议推动相关部门制定科学的间伐方案，建立病虫害预警体系。一年后，试点区域古茶树新芽萌发率提升了23%，“茶林共生”的古老智慧在法治护航下得以延续。

　　激发产业活力

　　破解传承乏力之难

　　非遗保护，重在“用”，让非遗融入现代生活，才能拥有不竭的生命力。

　　昆明市官渡区，“古渡梨园”传习馆里滇剧声腔婉转，但一度观众稀少、票价低廉，濒危剧目无力建档、传播渠道单一。官渡区检察院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向相关部门发出检察建议，并邀请该区区委宣传部、总工会、文联、志愿者协会等多方召开圆桌会议，形成保护合力。在检察建议推动下，《官渡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实施方案》出台，10余万字的《官渡区滇剧集》汇编成册，90个濒危滇剧剧本完成电子化采集，大学生志愿者走进剧场创作编排视频、创新非遗传播形式，让滇剧这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时代找到了新的知音。

　　从一个人到一群人，从一个村到一座山，从一份补助到一个产业，云南省检察机关在非遗保护中，始终坚持系统思维。数据显示，2025年以来，云南省检察机关共立案办理非遗保护公益诉讼案件23件。

　　“我们要守护的不仅是静态的‘遗产’，更是活态的‘文脉’。”云南省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部主任杨学正告诉记者，通过公益诉讼检察职能，云南省检察机关正努力让承载着民族记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时代生生不息、薪火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