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十八年（1661年）春，南苑皇家猎场旌旗猎猎，马蹄声碎。众人宴饮方酣之际，中书舍人魏之佳忽然伏地悲泣，哭诉父亲被流放辽阳、客死他乡的不幸遭遇。他的父亲，便是明末清初享誉朝堂的“铁面御史”——魏琯。明清之际，家国动荡、人心浮动，魏琯以法立身、以谏立言、以民为念，用生命践行了士大夫为民请命的责任与担当，却也因这份坚守落得客死他乡的结局。

　　魏琯生于山东寿光一户诗礼传家的乡绅门第，崇祯十年（1637年）进士及第，授河间府推官，协助知府掌管狱讼治安。初入仕途，魏琯便展现出出色的司法才干，在任时整肃奸弊、清理积案、昭雪沉冤，不久便被提拔为监察御史，跻身明朝中央官员之列。

　　时移世易，崇祯十五年（1642年），清军攻破寿光城，魏家遭遇灭顶之灾。家园尽碎，明室崩颓，清军入关。身负国仇家恨的魏琯无奈而降，自此，兼侍两朝、屈膝侍敌的贰臣身份成为其一生无法磨灭的烙印。

　　清顺治二年（1645年），魏琯出任湖广道御史。而使魏琯立言朝堂的，正是其在监察岗位上不阿权贵、屡上弹章、为民请命的风骨与担当。

　　顺治八年（1651年），漕运总督吴惟华请求捐银万两以资助军饷，连同各项“盈余”，共向京捐银九万三千两。一时间，朝堂上一片赞誉之声。魏琯却从这看似“大义”的捐输中窥见了百姓的血泪。彼时的淮扬地区连年水旱交替，百姓流离失所，生计尚且堪忧，又何来“盈余”可供捐资军饷？吴惟华所谓的“捐银”，不过是将银子按人头摊派给下属官吏，官吏们又层层加码分摊到百姓头上，还有官员趁机中饱私囊。

　　在上呈顺治帝的奏折中，魏琯一针见血地指出：“淮、扬连年水旱，惟华输饷，皆分派属吏，仍取自民间。”与此同时，他还弹劾了吴惟华贪赃枉法的种种劣迹：泰州、高邮涝灾，漕粮无从征收，知州请求吴惟华上疏朝廷改征折色，吴惟华收受三千两贿赂后才应允；修筑城墙时，吴惟华谎称捐资助修，却转向民间摊派费用，以饱私囊；更纵容违法乱纪之人侵蚀军粮，桩桩件件，不胜枚举。魏琯一疏呈上，顺治帝当即下令削去吴惟华官职，一场以“捐输”为名、行盘剥之实的闹剧，因魏琯的直言弹劾得以告终。

　　时隔一月，魏琯又以一封弹劾奏疏震动朝野。当时正值朝廷举行甄别官员的大典，湖北巡抚赵兆麟却敷衍塞责，荐举亲信多达六十余人，而仅弹劾一位年迈多病的守备。如此滥举微惩，既是对朝廷法度的漠视，也是对吏治清明的损害。魏琯得知后，毅然上疏弹劾赵兆麟苟且塞责的行径。接连两次弹劾，魏琯皆以事实为据，不避权贵，不徇私情，朝堂之上贪腐懈怠之风为之一清，也让顺治帝看到了他在法度之上的远见与操守。

　　顺治十二年（1655年），魏琯升任大理寺卿，执掌全国刑狱复核。上任伊始，便着手推动司法制度的革新。他力主恢复明代以来三法司相互制约的旧制，上书申明三法司的职责——“刑部持天下之平，都察院执法纠正，大理寺则取其所问者而平反之”。虽然这一主张未被采纳，但在三百余年前的清初，堪称远见卓识。

　　魏琯还针对秋审提出独到见解。秋审是对死刑犯的最终复核，于每年秋八月，由刑部会同大理寺等对判处死刑尚未执行的案犯进行集中审核。魏琯认为“执法不敢不严，原情不可不恕”，他上疏恳请参与会审的各位大臣在坚守法律底线的同时体恤民情，对可矜可悯的案犯，除法定矜恤减免之外，多予缓决。任职期间，魏琯还多次请求革除烦苛律令，他判案公允，不偏不倚，深受百姓爱戴与同僚敬重。

　　然而，这份对于“法之平、言之正”的底线坚守，也将魏琯的命运推向悬崖。清军入关之初，八旗兵南下抢掠人口，圈占粮田，导致大量百姓逃亡反抗。而清廷为了维护八旗利益，颁布了逃人法，严惩逃人及窝藏者，并实行连坐株连。为此，魏琯上疏陈情，直言百姓多是因不知情或天性善良而容留逃亡者，将窝逃与叛逆同罪有失公允，于国于民皆无益处。然而，这份言辞慨切的疏言却触怒了顺治帝，魏琯因“偏私市恩”罪名降三级调用。不久后，德州秀才吕煌因窝逃罪被人揭发。因魏琯在会审中曾为他申辩，顺治帝得知后大怒，将魏琯革职并流放辽阳。最终，魏琯在苦寒风霜中积郁成疾，病逝戍所。直至顺治十八年，魏琯次子魏之佳哭诉父亲遭遇，才得以魂归桑梓。

　　身处明清鼎革的乱世，魏琯有过被时代裹挟的无奈，也因身侍两朝而被列入《贰臣传》，但魏琯为民请命、秉公执法的功绩与“执法必严，原情可恕”的理念，在今天依旧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