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设官分职，皆为治民，而民与最亲，莫如州县。近来积弊成习，亲民者反以累民。”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刚抵任两江总督的于成龙，目睹官场沉疴，挥笔写下《示亲民官自省六戒》，以“勤抚恤、慎刑法、绝贿赂、杜私派、严徵收、崇节俭”六条戒律，为州县官员立身处世、履职尽责划定了行为标尺。

　　于成龙的《示亲民官自省六戒》，源于他从基层知县到封疆大吏的亲身历练，字字句句浸透着“以民为本”的赤子情怀。这位被康熙皇帝盛赞为“天下廉吏第一”的清代名臣，45岁才步入仕途，从广西罗城知县做起，历经六省七地，官至两江总督，始终以“不要钱，不怕死”为信条，将“清廉”二字刻进自己的官场生涯。而《示亲民官自省六戒》，正是他在多年治理实践中，针对“亲民者反以累民”的官场积弊，提炼出的为政箴言，既是对下属官员的谆谆告诫，更是他自我检视、自我约束的行为准则。

　　“勤抚恤”，是六戒之首，更是于成龙为官的核心底色。他认为，州县官员被称为百姓“父母”，就当有“保赤之心”，“规其饥寒，勤其劝化，事事出于无伪”。于成龙初到罗城任上时，这里还是“蛮烟瘴雨”之地，据《清史稿·于成龙传》记载，当时县衙仅有草屋三间，四无墙壁。于成龙初到便染重病，仆从不堪其苦纷纷谋归，他不仅不阻拦，反而叮咛众人各自逃生，自己则“万里一身，生死莫主”，坚守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他插蒿棘为门，以土砾为几案，翻山越岭体察民情，安抚流民、惩治盗匪、鼓励耕种，几年间便让罗城呈现“禾穗被野，牛羊满山”的生机景象。这种“抚字心劳”的坚守，正是“勤抚恤”的生动诠释——所谓勤政，是把百姓的冷暖安危放在心上，以实心待民，以实干利民，哪怕力有不逮，只要初心赤诚，便是百姓之福。

　　“慎刑法”，彰显的是于成龙的仁心与担当。他在《示亲民官自省六戒》中写道，草木禽鱼皆有生命，不可恣意杀伐，况人为万物之灵，即便百姓涉讼当罚，也“必须求一分稍可宽处”。他深知，刑罚的目的不在于惩戒，而在于教化，若“任意禁狱，与任意加刑；甚有徇情面，恣苞苴”，以百姓肌肤供自己行私，必遭天谴。在黄州知府任上，他清查庸劣官吏，整顿司法积弊，对含冤入狱者亲自核查，对罪不至死的犯人尽力宽宥，用仁心化解矛盾，用公正守护民心。这种慎刑理念，体现的是对生命的敬畏、对百姓的体恤，更是为官者的责任与良知。

　　“绝贿赂”“杜私派”“严徵收”，这三戒直指官场贪腐与苛政之弊，彰显了于成龙“洁己爱民”的坚定立场。在“绝贿赂”一条中，他痛切警示：“夫受人钱而不与干事，则鬼神呵责，必为犬马报人；受人财而替人枉法，则法律森严，定为妻孥连累。清夜省此，不禁汗流。”这份振聋发聩的自省，正是于成龙一生的坚守。在福建任上时，外藩贡船有所馈赠，他一概拒绝；升任直隶巡抚后，他颁布《严禁馈赠檄》，明令所属官员不准借年节收送礼品，杜绝官场人情往来中的利益输送；即便身居两江总督这一位高权重的职位，他依然“日食粗粝一盂，粥糜一匙，佐以青菜”，被百姓亲切称为“于青菜”。对于“私派”之弊，他深知小民应付正额赋税已属不易，若再遭胥吏层层盘剥，必不堪重负，因此主张“稍那正供，现价现买”，坚决杜绝苛敛诛求；在征收赋税上，他严格执行“自封投柜”制度（即纳税人需自行封存银钱并投入官府设立的钱粮柜中，同时领取收据作为完税凭证），杜绝官员从中渔利，力求让百姓“不被阴收膏血”。

　　“崇节俭”，是于成龙一生的生活准则，更是他廉洁从政的根基。他认为，“天生财物，固供人用，然必存不得已而用之之心，方能用度相继”，若奢侈任意，不仅暴殄天物，更会滋生贪腐之心。他在两江总督任上，身居高位却始终保持简朴本色，僚属见他生活清苦，劝他稍作改善，他却答道：“多留一些米，就可以多赈济一些饥民。”这种“俭以养德”的坚守，不仅体现在他自身，更融入家风建设。《于氏族规家训》强调“居家切要勤俭，不可奢靡”，要求于氏后人“为人以仁存心，做官清正廉洁”，这种家风浸润，让廉洁基因代代相传。

　　于成龙将《示亲民官自省六戒》作为自我检视的“每日功课”，早晚对照、时时自省。刊印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的《于清端公政书》第七卷，完整记载了这六条戒律，成为于成龙存世诗文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见证了他“洁己奉公、勤政爱民”的一生。于成龙从基层知县一步步做到封疆大吏，位高权重却始终坚守廉洁底线。他三次被举“卓异”，所到之处皆有政声，去世后，僚属清点其遗物，仅有几件衣物、几罐粗米和豆豉，百姓闻讯“巷哭罢市”，家家绘像祭祀。这份民心，正是对他践行六戒、坚守初心的最好回报。

　　这份镌刻着民本初心与自律坚守的《示亲民官自省六戒》，不仅是于成龙二十余年宦海生涯的实践总结，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廉洁奉公精神的生动载体，其所蕴含的民本思想与廉洁理念始终历久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