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淳祐七年（1247年），宋慈以直秘阁、湖南提点刑狱使之职，掌一路刑狱监察权。一日，此前因犯罪被他亲自缉拿归案的“弓焙库子”黄明，突然在狱中控告宋慈的家仆刘达收受贿赂。
寥寥数语的指控，看似是一桩普通的仆役受贿案，实则暗藏棘手的司法困境：黄明是自己亲手查办的犯人，刘达是自己的左右亲随，而自己是执掌一路刑狱监察大权的最高长官。案件的处置，不仅关乎事实真相，更考验执掌司法权者的公心与操守，影响整个提点刑狱司的司法公信力。
依照南宋时期的司法管辖常例，此类案件本应由提刑司下属负责纠察府事的知录查办。然而，宋慈“恐知录牵制人情”，担心下属因顾忌自己的身份而不能秉公查办。面对这起涉及自身亲随的敏感指控，宋慈既未利用职权压下指控，更未自行审理，而是亲笔申明“非本提刑司所能够独断专行”，主动将全案移送至与提刑司无任何隶属关系、同级且受“监司互察”制度约束的提举常平司，请求其专门派遣官员审理。
接手此案的是另一位“名公”、时任湖南提举常平使的胡颖。经过严谨公正的审理，案件真相水落石出：竟是提刑司下属的知录教唆黄明控告、诬陷宋慈的家仆。虽与涉事知录有着同年之谊，胡颖依然秉公执法，发文指令所在官署长官备文上奏弹劾知录，将参与此事的吏卒依律处断，并释放了无辜的刘达和所谓的“见证人”李百二。
宋慈，字惠父，号自牧，福建路建宁府建阳县（今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人，是南宋著名法医学家、司法官。南宋嘉定十年（1217年），宋慈登进士第，历任主簿、县令、通判、知州等职，四次担任提点刑狱公事，以“听讼清明，决事刚果”著称。他一生秉持“狱事莫重于大辟，大辟莫重于初情，初情莫重于检验”的理念，其司法理念与实践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而此案中他“非本提刑司所能够独断专行”的申明，以及主动移送案件的做法，不仅为中国古代司法回避制度留下了一份生动的实践样本，更折射出一位杰出司法官对“惟明克允”原则的深刻理解与自觉坚守。
“惟明克允”出自《尚书·舜典》，意为只有明察案情，才能做到正直公允，使司法裁判令人信服。在中国古代司法体系中，“惟明克允”是保障司法公正的重要基石，而司法回避制度正是这一原则在程序上的具体体现。
《唐六典》以法典形式明确了司法审判回避的“换推”制度，规定“凡鞫狱官与被鞫人有亲属仇嫌者，皆听更之”，即承审官与当事人有亲属、仇嫌等特定利害关系时，须更换承审官。及至宋代，司法回避制度进一步完善，《宋刑统·断狱律》规定：“诸鞫狱官与被鞫人有五服内亲，及大功以上婚姻之家，并受业师，经为本部都督、刺史、县令及有仇嫌者，皆须听换推。”宋慈将此案移送“无干碍”的提举司审理，正是对当时法律规范的严格遵守与践行。
宋慈的可贵之处，更在于他不徇私情的公心，与铁面之下的司法温度。他引用汉代杨震“天知、神知、我知、子知”的典故自勉，明确表示“事既至此，不问有无，断要分别明白”。对于涉案的亲随刘达，他在移送案件的公牍中严令审理官员“一听狱官之便，千万不必回护”，并掷地有声地指出，“若是与子弟干涉，大义犹当灭亲，而况奴仆乎？”而对于黄明提到的所谓“见证人”李百二，宋慈也在公牍中提笔批注：“李百二，百姓也，祸从天来之，故与顽囚对勘于隆冬极寒之时，岂不可怜？”这份对普通民众的体恤，对无辜者权益的守护，正是司法为民最本源的初心。
在证据审查方面，宋慈坚持“重证据实”的原则。尽管黄明的指控涉及自己的仆人，他也没有先入为主地认定黄明诬告，而是强调必须通过证据查明真相。他写道：“但其间亦岂无同见及引领往来通传之人，要须勒供姓名追上，四方八面凑合，必得其实。”同时明确提出证据审查的基本逻辑：“未追人之先，须要诘问的实情由，已追之后，须要究竟原物归着。”为了查清黄明指控内容的真实性，他更在公牍中明确指示，应当面提讯黄明，核实清楚“事无因由，如何平白生出一段事节？刘达与李百二原无冤仇，如何忽然有此供摊？如其不然，的实出于何人指教，及出于是何吏卒锻炼”等关键问题。这份严谨细致、务求真实的司法作风，也是“惟明克允”原则在司法裁判中的具体体现。
《洗冤集录》有云：“狱情之失，多起于发端之差；定验之误，皆原于历试之浅。”八百余年岁月流转，《洗冤集录》的字字箴言仍在回响，那个主动回避、让渡权力以守护公正的身影，依旧清晰挺拔。它无声地昭示着：司法权威的真正源泉，不在于权力的大小与仪仗的威严，而在于面对私情时的清醒判断，与捍卫公正时的寸步不让。
（作者单位：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检察院）
●知识卡片
宋慈与《洗冤集录》
《洗冤集录》系宋慈在前人著述《内恕录》《折狱龟鉴》的基础上，荟萃厘正，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撰写而成，比欧洲最早的法医著作早了350年。内容大致可分为三方面：检验官员应有的态度和原则；各种尸伤的检验和区分方法；保辜和各种救急处理。书中对尸体现象、窒息、损伤、现场检查、尸体检查等方面都有较科学的观察和归纳，有的达到相当精细的程度。从南宋末期以后，《洗冤集录》一直被誉为司法检验人员的“金科玉律”，对后世司法检验工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明代以后，在日本、朝鲜、欧洲等地广泛流传，翻译版本达14种之多，受到国外学术界的高度关注。该书序言部分所提出的“狱事莫重于大辟，大辟莫重于初情，初情莫重于检验”的思想，迄今依然是法医学鉴定的重要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