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这两个相邻的日子，共同倡导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的理念。说起图书版权保护，很多人以为是现代文明的衍生品，殊不知在笔墨传书的古代，盗版已是困扰文人墨客与书坊从业者的痼疾。
雕版印刷术发明于唐代，到了中晚唐时期，随着印刷技艺的日益成熟和普及，一些不良书商嗅到了商机，开始“铤而走险”。比如在白居易的诗集《白氏长庆集》还未成集刊印之前，就有人擅自将他的诗作汇编成册雕印售卖。元稹在为此书作序时就曾感慨，正版诗集还未面世，市面上就有多部雕版印刷的白居易诗集了。但在当时的唐代，官方层面尚无明确的著作权保护制度，白居易遭遇盗版，只能自认倒霉。
有趣的是，唐代发生过一起因作品权益归属引发的纠纷。唐高宗时期，国子进士辛弘智创作了一首绝句：“君为河边草，逢春心剩生。妾如台上镜，得照始分明。”同房学士常定宗研读后，认为诗中“始”字若改为“转”字，意境会更为传神。谁承想，常定宗改字后，竟擅自署上自己的名字，辛弘智自然不肯，二人争执不下，这场特殊的“官司”便打到了国子监博士罗道琮那里。罗道琮判定全诗原创权归辛弘智所有，而“转”字这一修改建议的权益则归属常定宗。
至宋代，印刷技艺更加成熟，书籍刊刻不再局限于官方与贵族阶层，民间书坊遍地开花，刊刻产业日趋繁荣。在巨额利润的驱使下，不少书坊从业者干起了刊刻盗版书的营生，连大文豪苏轼、大儒朱熹都曾深受其扰。
苏轼一生颠沛流离，还来不及静下心来系统编订自己的文集，市面上冒名刊印的“苏轼文集”就已多达二十余种。他在《与陈传道书》中吐槽：“某方病市人逐于利，好刊某拙文，欲毁其板……今所示者，不唯有脱误，其间亦有他人文也。”这些盗版书商不仅粗制滥造，错漏百出，为了凑字数甚至把别人的诗文掺杂进苏轼的文集里，这让他十分愤怒。朱熹曾出过一本《论孟精义》，原本是自印自销，结果浙江书商一看卖得好，立马翻印。朱熹看到市场上的盗版书一下子就蒙了，连忙向好友吕祖谦致信求助，希望当地的官员出手相助，他还自嘲“此举殊觉可笑，然为贫谋食，不免至此，意亦可谅也”。
有盗版，必有反盗版。南宋绍兴十五年（公元1145年），朝廷下诏：“自今民间书坊刊行文籍，先经所属看详，又委教官讨论，择其可者，许之镂板。”这一规定要求书籍出版必须经地方官员与教官审核，确认内容有益后才允许雕版印刷，旨在从源头把控书籍质量、遏制盗版乱象与不良内容传播。
若论宋代版权保护实践中最具代表性的受益者，当数祝穆。祝穆是朱熹的亲戚和弟子，他耗费毕生心血编著了地理学名著《方舆胜览》，深知此书一旦刊行，必然引来盗版书商觊觎，于是，他让人向两浙转运司申请保护，拿到一份正式官府批文。批文明确了版权归属和盗版的严重后果，更为厉害的是，28年之后，祝穆的书在福建再版时，福建当局重新颁布了禁止当地书坊翻刻图书的文告。
元代沿袭了宋代向官府申禁的做法，更为进步的是，元人已开始区分“私著之文”（作者可能尚健在的著作）与“见成文籍”（出版多年、流传较广的书籍），对前者的保护更为严格，明确禁止未经许可的翻刻行为，这和现代著作权法按保护期区分权利范围的理念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明朝中后期，图书出版业空前繁荣，官私刻书数量激增，盗版之风也随之愈演愈烈。遗憾的是，官方保护层面却未与时俱进。有学者指出，元明清时期的书籍版权保护，虽继承宋代规定，但在形式及司法实践上，均未超越宋代。因此可以说，明清两代对盗版行为的打击，主要靠创作者与书坊主自身的主动维权。
明末清初的畅销书作家李渔，其《闲情偶寄》《笠翁十种曲》等作品风靡全国，盗版书也跟着满天飞，甚至出现“江上笠翁”“湖上笠翁”等仿冒署名。李渔曾在书里痛骂盗版行为，当然，他并非“光说不练”，而是真有手段。听闻苏州盗版猖獗，他便只身前去购买盗版书，取得物证后向官府举报。苏松道（清代江苏省下辖的道级行政机构，核心管辖地为苏州府与松江府）的孙道台行事雷厉风行，接到举报后，确认情况属实，便封存盗版书，并颁发禁止翻刻李渔作品的公告。李渔又意识到打击盗版行为需建立长效机制，遂举家迁往南京，创办“芥子园”书坊，实现自著、自印、自销一体化经营。他要求每本正版书都加盖“芥子园”印章作为防伪标识，这一做法彰显古代文人的维权智慧。
清代文学家郑板桥在他的《后刻诗序》中刻了一则诙谐却饱含无奈的声明：“板桥诗刻止于此矣！死后如有托名翻板，将平日无聊应酬之作改窜阑入，吾必为厉鬼以击其脑！”一个以诗、书、画“三绝”闻名的大艺术家，被逼到要用鬼魂诅咒盗版商的地步，足见当时维权之艰难。
从手抄到雕版、从活字到铅字，载体不断变迁，人性中逐利的本质却未改变，盗版与反盗版的较量也从未停歇。1910年，清政府颁布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现代意义的著作权法《大清著作权律》，标志着现代版权保护观念开始在中国落地生根。如今，体系化、全方位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日趋健全，希望每一份原创的心血，都能得到应有的尊重与守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