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词，作为我国古代的“裁判文书”，究竟是什么模样？
在唐代，它是对仗工整、辞藻典雅的骈文，既是文人才情的展露，也是入仕为官的必备功底；到宋代，它褪去浮华辞章，化作洗练刚劲的散文，条理明晰、逻辑严谨，一字一句落在实处；在明清市井流传的公案话本里，它是惊堂木落定后的公道裁决，沉冤得雪、善恶分明，成为百姓心中正义最直观的模样。
法律条文或许是冰冷的，但书写裁判的文字自有温度。在我国古代，判词作为是非曲直判断与评价结果的文字载体，是世道民情与家国理法的共同凝结。
今天，我们探寻古代判词中的智慧与温度，不难发现：千年前判官所追求的“情理法相融”，正是新时代司法工作者坚守的初心；千年前百姓期盼的“看得见的正义”，正是我们当下努力的方向。古今法治理念一脉相承，同频共振。
倾注才情
判词写作乃为官必修课
判词，是我国传统法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简练而富有文采的语言，不仅用于宣告裁判结果，还承担了阐述法理、教化民众、维护社会公序良俗的功能。据西北政法大学中华法系与法治文明研究院院长、教授汪世荣介绍，我国古代判词涵盖的范围较广，除了各级官府的正式裁判文书，还包括文人科举应试、日常练习所作的拟判，以及文学作品中出现的判词文本。
唐代判词的兴盛，与古代独特的选官制度密切相关。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赵晓耕告诉记者，隋朝废除九品中正制，逐步确立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科举制度，并为其后的唐朝所继承。在唐朝，士人通过科举考试只是取得了做官资格，还需经过吏部的铨选才能被授予具体的实职。文官铨试的内容包括身、言、书、判四事，即“一曰身，取其体貌丰伟；二曰言，取其言词辩证；三曰书，取其楷法遒美；四曰判，取其文理优长。四事皆可取，则先德行，德均以才，才均以劳”。四者之中，“判为尤切”，士人若想成为合格的官员，必须通晓事理，熟稔律法，能够在两造争执中辨明是非、提出令人信服的裁断方案。
因此，判词写作成为唐代文人的必修课，不少才子将才情倾注其中。张鷟所著《龙筋凤髓判》通篇骈体，文字华美、对仗严谨，在当时堪称典范，但也因辞藻过密、法理阐释稍显简略引来后世评议。在北京市平谷区检察院副检察长刘哲看来，以骈文书写判词，体现了唐人对司法裁判的敬畏与郑重，这份审慎，正是当代司法工作者对待每一起案件、每一位当事人的基本态度。
唐贞元年间，诗人白居易应试吏部“书判拔萃科”。据传，在备考中，他自拟狱案，再以考生身份撰写判词作答，最终完成“拟判”一百零一篇，被称为《百道判》；又因这些案件中的当事人姓名均以甲、乙、丙、丁等指代，又称《甲乙判》。书判拔萃科放榜之日，白居易的名字赫然在列，从此步入仕途，四十年后官至刑部尚书。
湖北省襄阳市检察院检察长陈俊对《甲乙判》中的“牛马相抵案”印象颇深。甲的牛抵死了乙的马，乙要求全额赔偿。甲辩称：事发放牧之地，属于意外相争，愿赔偿马的价值的一半。这是一桩并不复杂的民事纠纷。牛马相抵，孰是孰非？依唐律规定，犬咬伤或者咬死他人牲畜的，其主人应当赔偿他人的全部损失；其他牲畜相互杀伤的，应当赔偿他人全部损失的一半。以此而论，此案本无太多争议空间——但白居易并未简单下判。他在判词中，先以“情”共情，言明放牧时牛马相争，实属难以避免的“过失”，非主人故意纵容；接着以“理”析案，区分法律上的故意与过失，不苛责无心之失；最后以“律”定谳，援引律条，驳回全额赔偿请求，判令半价赔付。这篇以骈文写就的判词，完美诠释了“情、理、法”的交融。
与《龙筋凤髓判》相比，白居易的判词虽也采用骈文书写，但已经弱化了堆砌典故的倾向，并在说理上有所强化。可见，判词在骈文框架内开始了自我调适。文字可以优美，但不能只为优美；司法可以典雅，但不能脱离人心。
“白居易是带着感情‘判案’的，这种感情是建立在精准法律分析之上的同理心。他体察当事人的处境，理解案件发生的具体情境，然后在这种体察的基础上，以一种富有人情味的方式适用法律。”刘哲的评价道出了白居易判词的精髓。白居易在其《新乐府序》中也指出，文章“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即文章应当为君主分忧，为同僚示范，心系家国、关切百姓，而不应过分追求辞藻的华美。这份初心亦延续至今，检察官面对厚厚的卷宗，深知这摞纸张背后是一个人乃至一个家庭的命运；法官在判决书上落下最后一笔时，清楚这个句号将为一个争议画上句点，也将为一段生活开启新的起点。正因如此，司法工作者必须始终审慎办案、尽责履职，让公平正义可感可及。
摒弃浮华
一句话点破核心要害
骈文再美，终究要回归真实的公堂、解决实际纠纷。面对原被告双方各执一词、证据真假难辨的复杂情形，书写判词的第一要务，不是展现文采，而是把案件事实说清楚、把法律依据讲明白。恰恰在这一点上，骈文的表达方式显得有些力不从心。“骈文讲究对仗、用典、声律，常常让内容为形式让步，‘说什么’必须服从于‘怎么说’。”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徐忠明一语道破关键。为了一联漂亮的对仗，关键事实可能被简化；为了嵌入一个恰当的典故，真实案情可能要向典故的框架低头。读者读到最后，甚至分不清应该从判词中读出案件的真相，还是去琢磨那个典故里的前朝旧事。
北宋元符年间，王回以散文体撰写判词，成为文体转型的标志性尝试。据河北工业大学人文与法律学院副教授李丽平介绍，骈文自南北朝大盛，初唐的文体文风予以延续，大量的章、奏、表、启、书、记、论、说等文章多用骈体写成。中唐韩愈、柳宗元等人提出文体文风改革，发起从骈文向散文的“古文运动”。至宋代，以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辙、苏轼等“唐宋八大家”为主的一批文人接力革新，文章样式由骈文逐渐转向散文，风气所及，自然会影响到判词写作。至南宋，越来越多的士大夫将自己断案时所写的实判收集保存、汇编成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名公书判清明集》。书中胡石壁、蔡杭等人的实判，摒弃浮华笔墨，凡关乎案情、法理的内容，无一省减；每一句判词，都直指核心、清晰通透。
由此，走出骈文华美形式的判词，不再囿于对仗工整、声律铿锵、典故精巧的外在装饰，转而回归文字本身——简练的叙事、严谨的逻辑、通俗的表达，让人一看就懂、一听即服。
“把案件事实说清楚，把法律道理讲明白，这本身就是一种极高明的文学能力。”赵晓耕指出，判词的终极功能应当是“案结事了”，写得再华丽，如果当事人看不懂、不服判、反复缠讼，便是失败。反之，用语虽质朴，只要能说清楚、明是非、止纷争、安人心，就是好判词。
徐忠明从另一个角度呼应了这一判断。“判官面对的是具体的人，这些人的受教育程度参差不齐，古代官员又多是异地为官，方言不通、风俗不熟较为常见。如果交流上出现障碍，判词写得再精妙，百姓听不明白，治理便无从谈起。”他指出，清代不少地方留存下来的判词语言俚俗、直白如话，让百姓容易理解。这对今天同样有启发。司法人员面对的当事人，未必都接受过系统法学教育，他们心怀朴素的正义观，判断是非的标准往往就是“合不合情理”。如果一味使用抽象的法言法语，无形中反而与当事人之间筑起了一堵墙。因此，司法人员必须用精练的语言说清楚案情、说清楚道理。
“说清楚”看似简单，实则不易。它要求裁判者在动笔之前，就要先厘清案件事实、争议焦点、适用的律条、裁判结论四者之间的逻辑链条，然后以最直接易懂的方式呈现。这种“以简驭繁”的能力，与文学创作中将复杂情感与表达浓缩成精练叙事的功夫，在本质上是相通的。
明清时期，实判写作愈发成熟，既注重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的结合，又保留了鲜活的文学色彩。除了海瑞、于成龙等清官撰写的以说理透彻、语言犀利著称的判词外，大量短小精悍、充满民间智慧的短判流传于世，成为古代判词中颇具生命力的一部分。
“古代有‘片言折狱’的说法，意思是判词中包含‘神来之笔’，这一笔下去，是非立判，人心折服。”汪世荣表示，从判词的教化功能上来说，短判同样具有文采，文采表现为可读性强，有说服力、感染力，使人过目不忘。
据冯梦龙《智囊全集》记载，南昌的祝知府以廉洁能干闻名。宁王府有一只仙鹤，被老百姓家的狗咬死了，宁王府就把狗主人告到官府，声称：“仙鹤有金牌，是皇上赏赐的。”祝知府判道：“鹤带金牌，犬不识字；禽兽相伤，岂干人事？”另有一案，两家牛相斗，其中一头牛斗死了，二人到官府打官司，祝知府判道：“两牛相争，一死一生；死者同享，生者同耕。”
两道短判，三十余字，却可谓字字千钧。第一案中，宁王府以“仙鹤带金牌”为由要求重判，看似于法有据，但祝知府一语点破案件关键：狗没有分辨御赐之物的能力，主人也无主观过错，追究其责任既不合情理，也违背法律的本意。第二案中，两牛相争无法分清责任，祝知府的判决既兼顾了双方的经济损失，又保障了农业生产，是真正的“案结事了”。祝知府之所以能写下这样的判词，源于他对案情的透彻把握、对人情的深刻洞察，更源于他“不媚上、不欺下、守公道”的为官初心。而这，也正是古代判词最动人的地方。
一句话点破要害，一句话安顿人心，一句话树立公道，这才是判词真正的力量，也是采访中各位学者反复强调的判词的核心价值。
古今共鸣
同理之心一脉相承
“判”的本义是明辨是非、作出裁断，古代官员往往兼具行政官与司法官之责，而司法官通常集侦、诉、审于一体，判词便是他们对一桩案件的全部思量与公正坚守。今天，诉讼职能分工细致，判决书、检察文书各有其责，但追求公正、说理、温度的内核，跨越千年、一脉相承。从这个意义上说，古代判词富有文学色彩的表达方式以及字里行间蕴含的司法智慧，值得借鉴，这种借鉴，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理念的共鸣与传承。
“在文书写作中借鉴古代判词的表达，绝不是把文书写得花里胡哨、堆砌辞藻，更不能放弃文书格式的统一规范去追求个人化、文学化的表达，而是要逻辑缜密、说理透彻，具备理性之美；同时繁简得当、情理交融，带有浓厚的人文关怀，使检察文书升华为可诵读的案理文章，让司法结论被当事人理解、接受，实现更好的办案效果。”陈俊认为，检察文书有着严格的规范标准，规范之内，检察官仍有一片属于自己的“自留地”。在这片“自留地”上，检察官可以在严守法律底线和文书规范的前提下，将自己对案情的客观分析、对情理的深刻考量、对当事人的真诚关切融入笔端，使文书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这与白居易“情理法交融”的智慧，本质上是一致的，无论时代如何发展，司法都不能脱离人心，司法文书都不能缺少温度。
徐忠明也认为，古代判官群体是多元化的，判词风格也因人而异。太学博士断学生之间的诗词著作权纠纷、知县断百姓之间的田宅婚姻之诉、刑部官员覆核天下大案，不同类型的官员在处理不同类型的案件，受众不同，案件性质不同，书写判词的方式自然也不同。这启示我们，新时代的司法文书，既要坚守规范，也要灵活变通，根据案件特点、当事人情况，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讲清法理道理。就像宋代判词贴合实际的司法需求、明清短判贴合市井百姓的认知一样，今天的司法文书，也应贴合新时代群众的期待，让正义不再遥远，让法律不再晦涩。
记者关注到，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检察院办理的仇某某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案可谓司法文书说理与温度并存的例证。被告人仇某某为博取眼球，歪曲卫国戍边官兵的英雄事迹，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检察机关在公诉意见书中，进行了有针对性的释法说理：在案发时，被告人的妻子已经怀孕，审查起诉时儿子出生，本该拥有美好生活。而被他歪曲的英烈，有的即将成为父亲、有的憧憬婚姻、有的牵挂父母，却永远失去了陪伴家人的机会……这段说理，抓住了被告人与几名英烈同为父亲、儿子、爱人的身份，激发了被告人的同理心，产生了一种将心比心的教育效果，让被告人、所有旁听人员和社会公众都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充分体现了法律的力度与温度。
正义从来不止于法条的准确适用，更在于人心的认同与感受。那些宣示正义的文书背后，站着的是一群心怀情感的司法人员。汪世荣告诉记者，早在春秋时期，《左传·庄公十年》中的《曹刿论战》，就生动阐释了司法公正对凝聚社会民心的重要意义：鲁庄公秉持“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的司法理念，正是曹刿判断鲁国“可以一战”的底气所在。在古代判词中，“原情定罪”是一个贯穿始终的原则，它要求裁判者不能机械适用法条，必须深入案件的具体情境，体察当事人的真实动机与客观处境。这一点，在今天的司法实践中，仍然体现得淋漓尽致。无论是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还是民事纠纷中“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思路，都是“原情定罪”智慧的新时代延伸，都是对“人心”的敬畏与守护。
“如果司法人员拥有成为优秀司法官的抱负，那就必须带着感情去理解这个真实的世界。”刘哲表示，这种感情也是专业素养的一部分，是一份理解、一份宽容、一种平衡感、一种大局观，它体现的既是勇气，也是智慧，只有倾注情感，让正义变得具体可触，才能闪烁出人性的光辉。
今天，“积极引领社会法治意识”“加强法律文书说理和以案释法”，既是深入推进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举措，也是践行司法为民理念的内在要求。在我们追求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过程中，古代判词“简洁严谨”“通俗有力”“带着感情办案”的文化传统，正被重新激活。
唐贞元十八年，长安。白居易伏案拟判，一豆烛火在黑夜里微微摇曳。他笔下不仅有律条，更有对世道的期许，对人心的体谅，对公平正义的坚守。千年之后，我们写下的每一份司法文书，后人又会如何阅读，如何评价？如何理解我们这个时代的公平与正义？
答案，就藏在每一位司法人员的笔下，藏在每一次对法理的坚守里，藏在每一份对人心的关照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