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西省盂县藏山村存有一通立于清道光八年（1828年）的《严禁山林条约碑》。碑文记载：“如有偷掘山中一小松柏树者，罚钱二千文；有折毁山中一林木者，罚钱三千文；有驱牛羊践履其中者，罚钱一千六百文。若有见事执之来告于庙者，定赏钱八百文，不少吝。如有卖放者与犯厉禁者，一例而罚。”

　　这份村民共同议定的护林规约，旨在禁止林木偷盗、损毁等行为，保护周边山林环境。人们选择将规约镌刻于石碑之上，缘于这种形式能够长期保存、昭示四方，起到建章立制、垂示久远、教育乡邻之效用。在古代社会，合众议定规约并镌刻立碑能更加灵活地适应环境保护的实际需求，弥补国家法在环境治理领域的不足，因此这一做法在全国各地民间均有体现。

　　明清以来，民间规约是环境保护碑的主要内容。这些规约的规范范围涵盖林木砍伐，窑土、山石开采，水资源利用等多种事务。立约主体既有村寨、家族、寺庙等集体组织，也有族长、当事人、普通村民等个人。民间规约语言通常明确简要而又不失细致，山西省芮城县庄上村存有的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合村公议禁止诸条碑》所记载的规约就是典型代表。碑文显示：“一条抉苜蓿者，罚银一钱；一条盗割苜蓿者，罚银三钱；一条盗伐树株者，罚银三钱；一条纵放六畜者，罚银五钱；一条纵放羊者，罚银一钱……一条上树折干柴者，罚银三钱……”规约中甚至对上树折枝这样的细琐行为都作了明确规定，而这正是国家法所难以虑及的细节。更为可贵的是，古代民间规约还会根据实际需要同时考量“结果犯”和“行为犯”，已然具备了现代环境保护的预防理念。例如在同一规约中，有些行为需要造成林木损害等实际后果才会受到处罚，而纵放牲畜这类行为则只要实施即应受罚，体现了环境保护防患于未然的治理智慧。

　　环境保护碑不仅记载民间规约，还刻有官府示谕。如果说民间规约碑具有民间法的创制之效，那么官府示谕碑则带有鲜明的国家法实施属性。官府示谕一般由地方长官作出，其规范对象除了民间规约常见事务外延及地区更为广泛、社会关系更为复杂的领域。官府示谕的行文方式通常是就特定事项说理后声明规范，并严正告诫民众若有违犯者，官府将依法查办或严惩不贷。比如，山西省灵石县石膏山留存的明天启七年（1627年）《禁约告示碑》，记载了知县所作禁止盗伐石膏山林木的示谕。碑文首先回顾了石膏山的历史典故和风貌，指出石膏山“乃白衣尊神修行坐化所在”“往时林木茂励”。然而，近期好利之徒与山寺僧人串通盗伐林木，“亵神藐法，深为可恨”。知县因此示谕加强监管，对盗伐者“定行拿究”；对受贿隐匿者，一经查出则连带追究，“决不轻贷”。这道示谕明确传达了官府严厉打击盗伐林木行为的态度，是国家法律在基层的具体贯彻实施。

　　与《禁约告示碑》不同的是，有些官府示谕碑则意在制定长期有效的一般性环境保护规范。比如，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存有的清雍正九年（1731年）《南海县正堂刘太爷永禁堆积筑占搭盖抽剥碑记》记载，当地知县有意将一项具体行政措施确立为普遍遵守的定制，以满足城镇环境卫生管理的需要。据碑文所载，佛山汾水正埠码头乃交通要道，车船往来繁忙，但个别商户私搭乱盖，随意堆积碎砖烂瓦腐草等物，严重阻碍通行。官府对此清理整治之后，为防日后还有人重蹈覆辙，特制定规范，要求当地商户“毋得在于马（码）头旧址抛掷碎砖烂瓦，堆积秽物。并不许侵占搭建木架铺屋，阻碍行人往来……”如有违犯，将“严拿重处，决不姑贷”。

　　除了民间规约和官府示谕外，环境保护碑还会记载典型案例。与官府示谕碑一样，案例碑也带有强烈的国家法实施属性。由于碑文所呈现的是发生在民众身边的真实案例，其警示教育效用往往更加显著。立于山西省阳城县郭峪大庙的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封窑碑》，就详细记述了当地一起封窑案件的始末和判决：卫姓、张姓两家在郭谷镇开煤窑十数年，严重威胁房舍安全。经当地士人禀请，阳城县衙封禁了两家煤窑。而两家倚势恃强，又新开或复开窑场。当地士人遂上告至府宪。奉府宪批示，县衙勘察窑址并走访百姓，发现周边已有庙宇坍塌，而且长期开采致使当地地脉受损、百姓生活日渐凋敝；更造成山谷空虚、有碍民居。经审讯，两家俯首认罪，情愿封窑并出具了保证书。府宪由此作出决定，认为两家在损害环境后仍任意开窑，还敢拉拢多人，意图翻案，“殊属可恶，本应革究，姑念俯首无辞，从宽销案，如再恃矜滋事，即行详究毋违”。

　　当代的生态环境法典继承并发展了古代环境治理的智慧。如法典第一百四十五条规定“负有生态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公布举报电话、电子邮箱等高效便捷的举报渠道，方便公众举报”，这与《严禁山林条约碑》中“见事执之来告于庙者，定赏钱八百文”的举报奖励制度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法典第五百九十八条还规定“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指导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人、业主通过制定管理规约或者其他形式，约定本物业管理区域噪声污染防治要求，由业主共同遵守”，也正是对古代村民集体议定护林规约这种基层自治模式的现代传承。

　　石碑记载的古代环境保护规范，不仅体现为成文的行为准则，还反映了法律的运行实践，更是塑造人们环境保护意识与行为的重要依托。在当代，它们虽不具备法律效力，却早已融入当地社会秩序，持续为当代环境治理提供着宝贵经验与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