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做过一个这样的比喻：腐败就是社会的糖尿病，一般不会导致国家速亡。怕的就是蔓延严重，导致“并发症”暴发。一旦战争、天灾、饥荒种种不祥降临，也就是“并发症”来临，政权就难逃败亡的命运。哪怕是强大如盛唐，天宝“并发症”一犯，渔阳鼙鼓动地来，照样难以幸免。

　　曾经有媒体问我，如何评价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行动？我回答说，没有哪一个历史阶段，中央政府在反腐这个问题上下了如此之大的力度和决心，而且是如此依赖人民群众，如此动员全党力量。中央不断强调从严治党，不断地推出关于从严治党的规定，这些都渗透到每一位党员的身边，把反腐败推向深入。 

　　我们应该看到，反腐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并没有结束，人民群众希望我们党把反腐进行到底。不仅要让官员不敢腐，还要让他们不能腐、不想腐。实现这一点，必须建立相应的机制，采取相应的措施，并且需要人民群众的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句话说得非常到位。但是笼子的钥匙在谁那儿？钥匙要放在人民群众的手里面。只有把笼子的钥匙放在舆论监督和人民群众的手中，使反腐败更加公开、更为透明，才能让官员对人民的事业有敬畏感，对自己的工作有所担当。 

　　与此同时，要让官员从“不敢腐”转变为“不能腐”“不想腐”，还要注重文化建设。2015年全国两会期间，在谈到与官员腐败有关的话题时，我总结了做官的四个层次——第一层次也是最高层次，是把自己的职务官衔和人民、国家、社稷、民族的利益联系在一起；第二层次是把官职和光宗耀祖联系在一起；第三层次是爱惜自己的“羽毛”；第四层次也是最低层次就是为自己捞利益。 

　　可以说，反腐问题本身是个文化问题，整个国家、民族、社会都和反腐有关系。那些贪腐官员基本都是处于第四层次，丧失了老祖宗传下来的优良品质，我们要做的就是把人们遗失的、美好的东西捡回来。要在全社会栽培除了权力之外其他值得崇拜的东西，比如说学识、品性，将社会对于权力的崇拜分一些给学者，让人们感到除了做官还有其他事可做，只要在事业上有建树也能受到社会的尊崇。要引导民众去学习优秀的传统文化，同时引导民众广泛吸收世界其他国家的优秀文化，不断丰富中华文化的内涵，创造出更加先进、丰富的文化。要注重家风管理。家风是一个家族经过多年甚至几辈人所追求和提炼成的风气。家风不严，是腐败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家风好就意味着家教好。家教好的子弟，除了做人正派，也比较遵循我们传统文化当中的正规观念，对家乡、对人民、对国家都富有责任感。对于干部队伍来说，在这种更强大的社会意识的支撑下，可以把我们自身的建设搞得更好，把我们的反腐工作搞得更加扎实。 

　　在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的过程中，法律工作者扮演着重要角色。在《悲惨世界》里，警察沙威一生恪守法律，当冰冷的法律准则突然受到冲击时，他受不了良心的煎熬，跳河自杀；《基督山伯爵》塑造了一位野心勃勃、为了个人利益不惜制造冤案的检察官维尔福；在《牛虻》中，神甫蒙太尼里在监狱与被捕的儿子牛虻相认，却因各自坚守信仰，互不让步，被迫在儿子的死刑判决书上签字，自己也痛苦地发疯致死……世界文学名著中这些有关法律的经典人物与情节，能促使人深入思考中国文化在法治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个机构、一个团体、一个民族甚至一个人的素质是高是低，怎样考量？我的看法是：不看他的学历，不看他的能力，而要看他的民族心理、文化素养、法律底线如何。对于法律工作者而言，不管是法官还是检察官，如果只掌握法律条文，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有一种家国情怀、一种人文精神、一种忧患意识，更重要的是，要加强文化素养的培养和提炼。尤其更要读一些法律业务之外的书，如哲学、历史、伦理学、文学艺术之类的名著。要有一种常人的心态，而不是成为执法机器。要关注弱势群体，要传播法治文明，掌握思辨方法，这样才会把法律工作真正做到老百姓的心坎上。（来源：检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