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中，不能将疑罪从无原则扩大适用至法律适用领域，当刑法条文的字面含义存在两种以上的解释路径时，应当按照法益保护等目的进行选择和取舍，不能一概作出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决定。

　　□疑罪从无只是一种暂时的处理方式，在法定追诉时效内，司法机关一旦搜集到新的定罪证据，可依法重启刑事追诉程序。

　　疑罪从无是我国刑事诉讼中一项重要的法律原则，是刑事司法中人权保障思想的集中体现，更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法治精神的传承发展。2014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健全落实罪刑法定、疑罪从无、非法证据排除等法律原则的法律制度”，2021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第6条、2025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审判工作的意见》第20条均强调“坚持疑罪从无”。

　　准确理解与规范适用疑罪从无原则，直接影响司法办案的理念和方法，关系到人民群众对司法权威和公信力的认同与感知。司法人员应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准确理解和规范适用疑罪从无原则，确保案件事实的全面准确认定，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疑罪从无适用于事实认定

　　疑罪从无即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的证据不足、事实存疑，而非法律条文适用方面存在分歧。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是刑事诉讼的两项基本任务，前者是指司法机关根据证据查明认定案件事实，后者是指把相关法律规范涵摄到已被认定的具体案件事实之中。

　　唐律《断狱》“疑罪”条曰：“疑，谓虚实之证等，是非之理均；或事涉疑似，傍无证见；或傍有闻证，事非疑似之类”，这里的“疑罪”即属于事实认定存疑。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七批指导性案例——马乐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案（检例第24号）指出，正确理解刑法条文，应当以文义解释为起点，综合运用体系解释、目的解释等多种解释方法，按照罪刑法定原则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从整个刑法体系中把握立法目的，平衡法益保护。

　　实践中，不能将疑罪从无原则扩大适用至法律适用领域，当刑法条文的字面含义存在两种以上的解释路径时，应当按照法益保护等目的进行选择和取舍，不能一概作出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决定。例如，202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意见》第18条规定，在校园、游泳馆、儿童游乐场、学生集体宿舍等公共场所对未成年人实施强奸、猥亵犯罪，只要有其他多人在场，不论在场人员是否实际看到，均可以认定为在公共场所“当众”强奸、猥亵。出于未成年人保护等法益保护目的，需要对刑法条文作出必要的扩大解释时，即使不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也适用这种解释结论。

　　疑罪从无以依法穷尽合法取证手段为前提

　　“疑罪”就是现有证据既不能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也不能证明其无罪，导致事实真相“晦暗难明”。发现事实真相是维护公平正义的前提和基础。实践中，不能将“卷宗证据”等同于“全案证据”，认为只要卷宗证据存在矛盾或疑问，而未充分开展证据收集工作，就一概作出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决定，这不符合疑罪从无原则的要求。

　　案件事实认定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受客观取证条件的限制，以及侦查、检察、审判人员的诉讼角色和主观认知差异，部分案件证据在进入下个诉讼阶段时仍存有疑点，这是司法实践中的常见现象。其中，不少证据的矛盾或疑问是可以通过收集、补充完善证据加以解决的，这也正是法律设定补充侦查制度的目的所在。即便案件到了审判阶段，检察机关仍然可依法开展补充侦查、收集相关证据，不应在发现疑点时便放弃查证工作，径直适用疑罪从无原则作出处理。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刑事诉讼受法定办案期限的限制，为了防止案件久拖不决，即使出现部分证据难以调取、同案犯在逃等情况，也要在诉讼终结的时间节点对现有证据进行判断，作出是否“存疑”的结论。

　　疑罪从无涉及刑事诉讼各个阶段

　　疑罪从无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当证据存疑，不足以充分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时，应当认定其无罪，这是一种“全有或全无”而非“降格认定”的结论，与刑事诉讼发展史上曾适用的“疑罪从轻”“疑罪从赎”“疑罪从押”相比，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法治意义。我国刑事诉讼呈现“阶段论”的鲜明特征，侦查终结、提起公诉、有罪判决的证据标准是一致的，即“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意味着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均可能出现“疑罪”情形，疑罪从无并非审判阶段专属适用原则，更不得将事实存疑案件随意移送审查起诉、提起公诉。

　　侦查阶段，侦查机关的职责在于寻找证据、发现真相，除了2017年最高检、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办理经济犯罪案件的若干规定》第25条规定的撤案情形外，当案件关键证据存在矛盾疑点时，应当积极继续侦查，不应随意侦查终结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作为司法机关，对于经过补充侦查后仍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案件，应当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并随即产生释放在押犯罪嫌疑人，解除涉案财物的查封、扣押、冻结措施等法律后果。审判阶段，法院对于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案件，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当然，我国刑事诉讼坚持“发现真相、实事求是、不枉不纵、有错必纠”，疑罪从无只是一种暂时的处理方式，在法定追诉时效内，司法机关一旦搜集到新的定罪证据，可依法重启刑事追诉程序。

　　疑罪从无的“疑”是指据以定罪的基本事实存疑

　　“疑罪”是司法人员以“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对案件基本事实进行衡量后得出的判断。“两个基本”即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实充分，是针对司法实践中过度追求案件全部犯罪事实和全部证据，过分纠缠细枝末节，以致影响打击犯罪力度和效果这一问题而提出的政策性司法准则，对司法办案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其中基本事实特指刑法明文规定、直接影响定罪量刑的核心要件事实，并非案件全部客观事实。2019年《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55条规定，具有“属于单一罪行的案件，查清的事实足以定罪量刑或者与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已经查清，不影响定罪量刑的事实无法查清的”“属于数个罪行的案件，部分罪行已经查清并符合起诉条件，其他罪行无法查清的”“无法查清作案工具、赃物去向，但有其他证据足以对被告人定罪量刑的”等情形，可以认为犯罪事实已经查清，与“两个基本”的精神是一致的。从刑事一体化角度来看，基本事实主要是指犯罪构成要件事实，包括犯罪主体、犯罪目的、犯罪对象、犯罪数额等要素，至于那些不影响定罪的非构成要件事实，经依法穷尽取证手段后确实无法查清，该事实缺乏不影响司法人员形成内心确信的，仍然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

　　疑罪从无应当经过“印证—情理”的双重判断

　　“疑罪”是司法人员根据全案证据、逻辑和日常经验法则进行综合判断，仍然无法排除证据矛盾或无法解释疑问的情形。2017年《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第一审普通程序法庭调查规程（试行）》第48条规定，证据与待证事实不存在关联，或者证据自身存在无法解释的疑问，或者证据与待证事实以及其他证据存在无法排除的矛盾的，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这里反映了“印证—情理”的双重判断方法。

　　“据证察情”是司法人员认定案件事实的基本路径。办案人员在办案过程中，不得片面采信单一证据、脱离社会生活常理作出主观判断，更不能仅凭形式层面的证据缺失、证据冲突直接认定案件属于疑罪案件。例如，“一对一”案件是指对于案件基本事实，被告人与被害人（证人）之间各执一词，且没有其他直接证据进行印证的情形。该类案件并不必然属于“疑罪”，需要从双方言词的稳定性、自然性、合理性、是否有其他间接证据补强等方面进行判断。2023年《关于办理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意见》第30条规定，未成年被害人陈述了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性侵害事实相关的非亲历不可知的细节，并且可以排除指证、诱证、诬告、陷害可能的，一般应当采信。再如，对于非法占有目的、主观明知等难以证明的主观要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通常不会供认实施犯罪，反而提出各种“幽灵抗辩”，对此是否属于“疑罪”亦不能一概而论。2021年最高法《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40条规定了间接证据定案规则，大量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针对具体罪名创设了事实推定场景，当案件没有直接证据，但间接证据同时符合“证据之间相互印证，不存在无法排除的矛盾和无法解释的疑问”“运用证据进行的推理符合逻辑和经验”等条件的，仍然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相反，如果不能排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解，无法达到“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的，不能认定犯罪事实成立。对于证据采信、事实认定的过程，要按照相关规定进行释法说理，切实维护司法权威，回应人民群众关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