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统治者既重视中央治理，又注重基层稳定，在长期实践中逐步形成了适合当时政治、经济和文化特征的基层治理方式。从周代乡遂，汉代乡啬夫、三老，到隋代乡正，唐代乡长、里正，再到明代甲长、保长等，一系列制度实践共同构筑起古代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其中，将自治、德治与法治紧密结合，既从源头化解矛盾纠纷，又防微杜渐、消解矛盾于萌芽状态的，当属明代的申明亭。

　　明初立国，百废待兴，出现大量破坏司法秩序、浪费司法资源的越诉问题，令明太祖朱元璋深感“田野之民不知禁令，往往误犯刑宪”。他秉持“治民之法必先教之，教之不从然后刑之”“不教而杀谓之虐”的儒家理念，期望田野之民知法守法、崇礼远讼，使社会达到“和合无讼”“天人合一”的状态。在这一理念指引下，洪武五年（1372年）二月，朝廷下令在“内外府、州、县及其乡里”设置申明亭。

　　据嘉靖《东乡县志》记载，“申明亭在谯楼之外，大街之南。国朝颁降定式：厅屋一间，中虚四柱，环堵，前启门，左右闼，于前匾‘申明亭’三字，中揭板榜。”《大明律·刑律·杂犯》明确规定了破坏申明亭的惩罚措施：“凡拆毁申明亭房屋及毁板榜者，杖一百，流三千里。”

　　作为明代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载体，申明亭的首要功能是普法教化、彰善瘅恶、淳化风俗。为明法纪、正风俗，申明亭中会公布民众的违法失德行为，即“凡境内人民有犯者，书其过，名榜于亭上，使人有所惩戒”“遇邑人有犯法受罪者，则书犯由罪名以警众”。同时，朝廷颁布的法律及一些地方禁令等也会张贴于此，由德高望重者定期为乡民讲读朝廷律令和戒谕。通过揭恶行、讲律令，使民众明晰行为边界，知晓可为与不可为，以及违法失范所应承担的责任。这样一来，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就会进行自我约束，当这种约束内化于心、外践于行，便能做到“有耻且格”。当每个乡民都成为知法守礼之人，乡里“无讼”便不再是遥不可及的理想，而天下和谐也将水到渠成。

　　除承担教化与普法功能外，申明亭还是明代基层自治、调处纠纷、理讼惩戒的重要场所。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颁行《教民榜文》，确定了“老人理讼”制度，规定“民间户婚、田地、斗殴、相争一切小事，须要经由本里老人、里甲断决，若系奸盗、诈伪、人命重事，方许赴官陈告”。《教民榜文》对理讼老人的选任设有严格标准：老人要“年五十以上，平日在乡有德行、有见识，众所敬服者，俱令剖决事务，辨别是非。有年虽高大，但见识短浅，不能辨别是非者，亦置老人之列，但不剖决事务”。因老人的重要职责是对乡村事务进行剖析决断，辨别是非，调解处理群众纠纷，安定乡里，故老人由本乡众人推举产生，“平日公直、人所敬服者，或三名五名十名，报名在官，令其剖决”。

　　至于老人剖决案件的地点，则设在申明亭。在调处案件时，老人除依靠自身的道德威望与人格魅力外，也拥有官府授予的有限惩戒权，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使用竹篦、荆条进行训诫。为防止权力滥用，朝廷严禁老人私设牢狱，规定调处必须在申明亭内进行，要求“晨则令问，晚则放回”，若当日未能办结，次日再行处理，充分保障乡民的人身权利。

　　经老人调解，若双方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合意，则必须遵守执行。若纠纷未能解决，当事人仍可向官府提起诉讼。申明亭制度的推行，本质是将部分治理权下放基层，由乡里选任贤者，带领民众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与自我监督，形成官府治理与基层自治良性互动的格局。这种“先调后诉”的机制，将大量民间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不仅减轻了官府的司法压力，节省了诉讼资源，也避免乡民因诉讼而耗时费力、影响生产生活。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明代申明亭制度所蕴含的自治、德治、法治相结合的治理智慧，对于今天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传承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正是要汲取古人的治理智慧，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推动自律与他律、刚性与柔性、治身与治心、人力与科技相统一，实现矛盾纠纷源头化解与防微杜渐，让“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成为基层治理的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