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之江新语》中有一系列关于务实工作的文章，其中，《不兴伪事兴务实》中指出，“不受虚言，不听浮术，不采华名，不兴伪事”，强调为政之道，贵在实干。只有求真务实，真抓实干，才能干出有益于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实事，真正建立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实绩。

　　“不受虚言，不听浮术，不采华名，不兴伪事”出自东汉末年思想家荀悦所作《申鉴》，意即“不接受虚妄的言论，不信从虚浮的技艺，不采用华而不实的名称，不兴作伪诈的事业”，体现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去伪存真、重实轻华的基本取向。“申”是申述，“鉴”是借鉴，意在重申前人经验教训，为君主治国提供镜鉴。《申鉴》全书共五篇，其中“不受虚言，不听浮术，不采华名，不兴伪事”出自《俗嫌》篇。这四句箴言形成了从言到术、从名到事层层递进的完整逻辑：先辨言辞，拒绝空洞的宣传与纸上谈兵；再到警惕方术，不听信浮华速成的巧计；继而摒弃虚名，不慕徒有其表的荣誉；最终杜绝伪事，不搞虚假工程，不弄虚作假。四者环环相扣，共同构成崇实黜虚、廉洁务实的为政准则。

　　除“四不”之外，荀悦还提出与之对应的正向要求：“言必有用，术必有典，名必有实，事必有功。”即治理必须经得起实践与实效的检验，核心在于反对空谈、虚名和造假，倡导笃行务实、注重实效的为政品格，引导统治者回归务实理性、利民为本的治国正道。

　　“四不”箴言言简意赅，却蕴含深刻的为政之道与治官准绳。为政之道，贵在实干，成于务实。中国古代贤能之士早已深刻认识到，政绩的评判标准在于民心。《后汉书·循吏列传》有云：“广求民瘼，观纳风谣。”强调为政者必须主动、广泛地体察民生疾苦，倾听真实民情，深刻体现了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和务实精神。西汉贾谊在《新书·大政上》中写道：“为人臣者，以富乐民为功，以贫苦民为罪。”意即为官者当以百姓富裕安乐为最大功绩，而将使民众陷入贫苦困顿视为失职与罪过。东汉王符在《潜夫论》中亦言：“为国者，以富民为本，以正学为基。”治国理政，当以民众富足安乐为根本，以端正教化为基础。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是历史留下的深刻启示。唐代王勃在《上刘右相书》中提出：“征实则效存，徇名则功浅。”意为立足实际、务求实效，则功业可成、成效持久；若一味追求虚名，做表面功夫，则功用浅薄，难以长久。古往今来，凡青史留名者，多为重实绩、轻浮名之人，以躬身实践彰显为政本色，所谓“行之以躬，不言而信”。清代魏源任高邮知州时，曾于州署题联“民皆赤子，满腔热血注民瘼”。面对洪水险情，他力保万顷稻田无恙，却在事后婉拒百姓为其修建生祠的请求，他的所作所为正是为民、务实、谦抑理想品格的生动诠释。

　　治国有常，利民为本。“四不”箴言在千百年的治理实践中不断传承升华，被赋予更加鲜明的时代内涵。

　　其一，“实”之要义在为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产党人必须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正确政绩观首先体现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作为评判政绩的最重要标准。古有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为民情怀，今有无数基层工作者奔忙在田间地头、深耕于家长里短，以实际行动践行“广求民瘼”的务实初心。

　　其二，“实”之关键在笃行实干。实干的根本在于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坚持“把上级精神与本地实际结合起来”，以久久为功的韧劲狠抓落实，把政绩做在实处。要坚决摒弃脱离民情、华而不实的虚架子，警惕阿谀奉承、脱离实际的空话套话，坚决杜绝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一切工作都应追求“事必有功、功必惠民”，以实际成效、人民福祉为最终的检验标准。

　　其三，“实”之灵魂在不计功名。这是为官之德的崇高境界，也是成就长效政绩的根本所在。要把“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作为价值追求，既有甘于无名、甘当幕后的胸襟，也有躬身力行、敢于担当的勇气。“既要做显功，也要做潜功，不计较个人功名，追求人民群众的好口碑、历史沉淀之后真正的评价。”新时代新征程中，无数党员干部坚守“不计功名”的政绩初心，不图个人虚名，默默解决百姓急难愁盼，用心用情服务国家和人民。这种甘于奉献、不计得失的境界，正是“不采华名、不兴伪事”的最好诠释，也是新时代正确政绩观的宝贵精神内核。

　　“不受虚言，不听浮术，不采华名，不兴伪事”的古老箴言，深刻揭示了为政之道去虚务实的价值取向，集中体现了中华传统治理思想中崇实黜虚的精神内核。“莅职清明，政绩肃举。”纵观我国古代政治实践，反对浮夸虚饰、强调以民为本、务实担当的理念贯穿始终。以体察民情为根基，以务实笃行为要义，实绩实效始终是善治宗旨下检验治理成效的根本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