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浩如烟海的清代官箴典籍中，方大湜所著《平平言》以平实而深邃的治理理念独树一帜。《平平言》共分为四卷，卷一主要论述为官之道，卷二、卷三、卷四详录方大湜为官期间审断的各类案件，是其依法履职的实录。

　　方大湜（1821年—1886年），字守一，又字守初，号菊人，湖南巴陵人。咸丰五年（1855年）以诸生身份入仕，被荐代理湖北广济知县，后历任襄阳知县，襄阳、宜昌、武昌府知府，荆宜施、安襄、郧荆兵备道，直隶按察使，累官至山西布政使。同治二年（1863年）至四年（1865年），他在襄阳知县、知府任上两治襄渠，至今犹存《重浚襄渠记》《重浚襄水故道后记》等碑刻。方大湜久历基层，将毕生心血凝于《平平言》，字字句句皆从实处入手、从痛处针砭，绝不作空泛之论。

　　历代官箴多强调“清、慎、勤”三字，将其视为居官之根本。方大湜承此脉络，却又不落窠臼。他认为，为官仅凭这三者，尚不足以应对纷繁复杂的治理实践。他写道：“清、慎、勤三字之外，尚有一个明字最为紧要。廉而不明，则我不要钱，必有从中要钱者；慎而不明，则持躬有余，应物不足，必有当断不断者；勤而不明，则徒劳罔益，事之是非可否、先后、缓急，必有颠倒错乱，而不自知者。”方大湜将“明”与“清、慎、勤”相贯通，指出理性能力与道德操守缺一不可。他认为官员既要廉洁自守，又要明辨是非；既要谨慎持重，又要果决善断；既要勤勉尽责，又要把准方向。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缓”字，即为官要思虑周全，从容和缓，勿操之过急，更不能动辄暴跳如雷、气急败坏，那样于事无补，还有可能适得其反。“清、慎、勤、明、缓”兼备，方称得上是称职的官员。

　　方大湜尤其重视听讼断狱对民心的影响。他直言：“欲得民心，全在听讼。随到随审，可结便结，毋令拖累日久，以致荡产倾家。即此便是养民，惩一儆百，即此便是教民”，深刻揭示了听讼不仅是定分止争的司法活动，更是养民、教民的德性实践。官员若能及时公正审结案件，避免百姓因诉讼拖延而倾家荡产，本身就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养民”，而通过个案惩儆、明辨是非，又能达到教化一方、移风易俗的社会效果。方大湜将高效审结案件视为“养民”之举，将依法惩处视为“教民”之方，这也恰是传统法律文化中“惟刑之恤”的审慎精神与“民惟邦本”的厚重情怀的体现。他要求官员“随到随审，可结便结”，反对无谓的拖延和程序空转，在当时无疑是对百姓最实在的体恤。

　　但是，务实不等于随意，强调高效也不能放松对程序规范和实体公正的要求。方大湜进一步阐述：“自理词讼，原不必事事照例。但本案情节，应用何律何例，必须考究明白；再就本地风俗，准情酌理而变通之，庶不与律例十分相背。”这段话体现了中华法系中法理情相统一的鲜明特色。一方面，法律不能穷尽一切社会生活的细节，官员可以在审理案件时根据本地风俗和个案情理进行适当的变通；另一方面，这种变通绝非任意妄为，而是建立在对律例“考究明白”的基础上。官员必须先吃透法律的精神和具体规定，再结合人情事理作出调整，最终做到“不与律例十分相背”。这是一种既尊重法律权威，又兼顾个案正义的务实态度，既避免了死守律条带来的僵化，又防止了随意裁量带来的不公。

　　方大湜还构建了一套周密的书证审查规范：“一曰防挖补，一曰验纸色，一曰对笔迹，一曰查印信，一曰考年月，一曰辨界址，一曰稽价值，一曰核姓名，一曰察情理”，从形式到内容、从物证到情理，层层递进。同时强调“据笔迹涉讼须处处留神”“乡愚不通文理须逐细分剖”，提醒官员在涉及笔迹鉴定的案件中务必谨慎细致，面对不通文墨的百姓则要逐句讲解、耐心引导，确保其充分知情和表达。这些细致入微的指引，正是“明”字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落实，体现了传统法律文化对程序严谨与实体公正的双重追求，也映照出“慎刑”“恤刑”的深厚传统。

　　纵观《平平言》，方大湜始终以“平平”二字为立身行法之本。所谓“平平”，既是对虚浮好名的拒绝，也是对履职尽责的坚守。他力倡为官须“耐苦”，深悟“官是苦人，做官是苦事”，推崇吕坤所言“世上没个好做的官，虽抱关之吏，也须夜行早起，方为称职”，以此勉励自己与同僚勤勉奉献。更警醒“官不可好名”，指出“实者名之形，名者实之影”，严斥“一味好名”为“纯盗虚声”，终将“名裂而后已”。正如方大湜在《平平言》自序中谦曰“所言平平，无甚高论”，《平平言》没有惊人之语，不作高远之论，却字字从实处立脚、句句为民心而生。他用三十余年的宦海浮沉告诉后人：治理之道，不在奇巧，而在“平平”，平则近民，平则不偏，平则能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