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8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全国检察机关公诉工作会议，对新时代公诉工作作出系统部署，为推动公诉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引。当前，我国审查起诉还存在形式化问题，成为制约公诉工作高质量发展的主要障碍。推进审查起诉实质化，对于新时代公诉工作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审查起诉实质化的重要意义

　　第一，审查起诉实质化是推动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应然要求。我国刑事诉讼活动长期以侦查为中心，审查起诉难以有效制约侦查，反而受到侦查结论的不当掣肘。推动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其核心要义之一在于扭转“侦查中心主义”主导下的程序格局。审查起诉实质化，要求检察机关摆脱对侦查结论的严重依赖与被动承继，严把证据关，对案件进行全面核实与独立审查，形成对侦查程序的有效制约和引导，重塑刑事诉讼程序的科学运行机制。

　　第二，审查起诉实质化是刑事诉讼制度转型的必然选择。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正经历着深刻变革，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立法确立、轻罪案件占比的持续攀升，推动我国刑事诉讼逐步向治罪与治理并重的模式转型。审查起诉在刑事诉讼中的枢纽地位日益凸显，承担着程序分流、案件过滤、认罪认罚自愿性审查、提出量刑建议等重要职责。因此，只有加快推进审查起诉实质化，才能积极应对刑事诉讼制度的转型，确保不起诉决定、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正确适用。

　　审查起诉形式化的问题检视

　　第一，审查起诉高度依赖书面卷宗，其他调查核实手段运用不足。实践中，案件审查往往“以卷宗为中心”，通过对卷内证据及文书材料的一致性比对形成判断，而对于补充鉴定、询问证人、现场走访等亲历性调查核实手段的运用相对不足。审查起诉的重心，也从审查案件事实逐步异化为对侦查卷宗的书面审核与确认。

　　第二，审查起诉有行政化倾向，司法化程度需进一步加强。检察权具有特定的司法属性，蕴含着亲历办案、程序公开、平等对抗等内在要求。与之相应，审查起诉工作应当遵循司法化的运行方式。然而，当前我国审查起诉工作有行政化倾向。一方面，审查过程存在一定的单向性、封闭性。检察官与辩方的有效沟通与意见交换不够充分，辩方参与审查起诉的制度需要完善。另一方面，审查决定的作出带有一定的行政色彩，不起诉决定的形成在性质上更接近于行政化程序，司法化程序特征不够明显。

　　第三，审查起诉程序规则有待细化，控辩力量失衡。目前，听取辩护律师意见的立法保障不足。对于辩护意见的处理机制、不予采纳时的说理义务等问题，现行刑事诉讼法均未作出明确规定，导致辩护意见难以发挥实质作用。此外，在审查起诉过程中并未充分贯彻控辩平等的基本理念，听取意见在性质上属于检察机关单方面获取辩方信息的机制，而非控辩双方之间的交互沟通。

　　审查起诉实质化的实现路径

　　第一，更新司法理念。在办案理念上，应当确立审查起诉服务刑事审判的价值定位。审查起诉不是侦查机关的“二传手”。检察机关应对案件事实与证据独立审查与实质把关，全面、客观、细致地审查有罪证据、无罪证据，并重视犯罪嫌疑人、辩护律师等提供的辩解与意见。在诉讼价值观上，检察机关要敢用、善用、规范适用不起诉裁量权。对于确认符合不起诉条件的案件，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发挥审前分流与程序治理功能。同时要改革不合理的考核机制，改变将捕后不诉率等作为负面评价指标的惯性做法，防止将公诉与侦查不当捆绑，为审查起诉实质化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与评价导向。

　　第二，转化审查模式。检察机关应推动审查模式从书面化走向言词化、从单向化走向交互化、从封闭化走向司法化，丰富审查起诉调查核实的手段。一是建构控辩平等的沟通与协商机制，由控方单方听取意见逐步向控辩双向沟通转型。办案人员应就案件事实认定、证据评价和法律适用等方面，与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充分协商与沟通。二是确立亲历性审查规则。审查结论不以侦查卷宗为唯一依据，应当通过多元审查手段，核实证据材料进而形成独立判断。对于审查过程中的重要事项，应当综合运用重新鉴定、走访调查、补充询问等方式，避免形成对侦查卷宗的依赖。

　　第三，强化规范供给。一是完备法定审查内容。完备的法定审查内容应当涵盖实体性、程序性与财产性审查三个方面。实体性审查主要围绕事实认定、证据采信与法律适用展开，重在判断案件是否达到起诉标准；程序性审查关注管辖权、侦查行为合法性等程序要件，旨在确保诉讼程序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将涉案财物处置作为审查起诉的重点，是强化对物诉讼、完善财产性判项执行的重要举措。二是提升程序规则的法律效果。检察机关对辩护律师所提出的辩护意见，应审慎审查并在决定文书中载明采纳与否及理由，对辩方提出的争议性问题应及时回应，从而增强辩方在审查起诉中的实质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