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夏的北京，在三处相距不远的文化空间，三场碑拓主题展览并行展出。紫竹院公园问月楼的“石上经纬——碑志里的中华文脉”展，以历代碑拓阐释传统治理智慧与礼法精神；国家植物园的“石上记忆——北京西山碑志撷英”展，梳理地域石刻遗存承载的城市记忆；坐落于元大都遗址小月河畔的中国政法大学海淀校区，“走向一统——辽金元法律碑刻拓片展”于元大都城垣建成750周年的历史节点正式开幕。本次展览以东方嘉石与法治文明互鉴为核心理念，向公众呈现多民族法治文明在碰撞中促进、在融合中创新的多元图景。
三场同源异趣的展览，串联起策展人——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李雪梅教授忙碌又充实的七月。在辽金元法律碑刻拓片展开幕式现场，李雪梅引领嘉宾一路缓步观展，指尖拂过拓片上深浅不一的墨痕，她随口就能讲出每一幅拓片对应的碑石原址、碑文背后的制度内涵与理念。据了解，展厅中的近60件碑刻拓片，绝大部分为首次公开展出。长久以来，法律碑刻始终游离在大众视野之外，相关研究与阐释也多局限于专业圈层。李雪梅投身策展，正是想为这门小众的法律碑刻文化打开一扇面向公众的窗，也将一系列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带到更多人面前：法律碑刻是什么？它承载着怎样独特的史料价值？它又该如何从书斋走向公众视野，让更多人不仅能看见，更能读懂？带着这些问题，本报记者与李雪梅一同走进碑刻背后的法律世界。
碑以载法
金石里的中华法治脉络
碑以载道，观石鉴史。我国自古就有“镂之金石”的传统，《墨子·兼爱下》有言：“以其所书于竹帛，镂之金石，琢之盘盂，传遗后世子孙。”在纸张普及之前，古人以文字记录事迹、传续制度：把文字铸刻于青铜钟鼎、器皿之上者为“金”，凿刻于石碑、摩崖、玉石器物之上者为“石”，二者合称“金石”。相较于易朽易损的竹帛，金石质地坚硬、可历千年不泯，成为记录社会制度、治理规则的重要载体。
其中的法律碑刻，是古人经过法定或约定俗成的规范程序刻立，承载政令、规章、禁约、讼案、契证等法制内容的石刻遗存。根据功能与效力层级，可以细分为公文碑、规章碑、示禁碑、讼案碑、契证碑、法律纪事碑六大类别，涵盖古代国家治理与基层法治的方方面面。
这一“刻石纪法”的传统绵延上千年，从早期零散的与法律相关的刻石，逐步发展为体系化、规范化的多类法律碑刻，形成了一套独立于传世律典之外的法律纪事体系。可惜的是，学界对碑刻的研究多集中于书法鉴赏、文史考证等领域，对其中蕴含的法治内涵、国家治理逻辑与社会运行规则等，鲜有系统挖掘与阐释。1998年，李雪梅入职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出于对中国古代实物法律史料、法律考古、收藏文化等浓厚的研究兴趣，她毅然投身法律碑刻这片少有人涉足的学术蓝海，一守便是二十余年。
在长年的深耕中，李雪梅梳理出法律碑刻清晰的演进脉络：先秦至秦汉，“铭金”是法制传承的重要方式，将法律事项铸于青铜礼器之上，妥善保藏，传之后世；秦汉之后，石材以易得、耐久、传播性强的优势逐渐取代青铜，“刻石”成为“镂之金石”传统的主流，功能上以“铭功纪法、碑以明礼”为核心；唐宋金元步入“碑以载政”的成熟期，碑刻成为国家治理、政令推行的常态化载体，大量诏令公文、讼案规章通过刻石公示；明清时期，“碑以示禁”成为主流，各类刻有官方禁令、乡规民约、行业规章等的碑石遍布城乡各地。
“我国拥有丰富的文物文献遗存，比如新出土的甲骨、简牍，以及吐鲁番文书、明清档案等，但这些史料都有自身局限性。”甲骨刻辞使用者限于殷商贵族，内容以占卜为主；简牍流行于战国秦汉，材质耐久性弱；吐鲁番文书偏于西北一隅，地域覆盖有限；明清档案记录的时段相对集中，难以贯通更长历史脉络。在李雪梅看来，法律碑刻覆盖全国广阔地域，上至朝廷政令、下至乡规民约，兼具官方与民间双重维度，跨越两千余年，是能够全程、全域见证中华法系发展的珍贵原生史料。
在辽金元法律碑刻拓片展现场，随着李雪梅的讲解，法律碑刻独有的史料价值得以直观呈现：辽代寺产争讼、金代水利纠纷等讼案碑刻，还原了古代司法的真实场景与运行细节；金元时期的公文碑、圣旨碑，则可借以研读古代官方政令的法律效力层级和古人的权利观念。辽代《贴判碑》、元代重刻宋代《范文正公义庄规矩碑》、元代《加封孔圣之碑》等珍贵拓片被置于展厅显要位置，清晰展现多民族法制融合的历史轨迹。
两千多年来，刻于碑石之上的法制内容厚重斑斓，既有属于“国之大政也，史之大支”的国家法律纪事，也有大量失之载籍的琐事细故。数以万计的石刻法律文献，及其承载的丰富法治理想与实践，已然成为中华法治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与包容性的坚实物证。
山野寻碑
用脚步打捞遗失的法治遗存
鲜活的中国法制史，不仅书写在典籍档案的字里行间，更藏在乡野碑石的雕刻遗存之中。要解锁这份珍贵史料，绝不是端坐于书斋进行文献推演所能完成的，田野调查、实地寻访、留影存真，是李雪梅带领团队坚守二十余年的治学底色。
2014年以前，李雪梅只身踏遍祖国的名山大川、古村古寺、文博场馆，对照方志记载寻访散落碑刻。2014年起，她带领学生组建团队，把野外访碑打造成“行走的碑石课堂”，在实地调研中传承学术、赓续文脉。法律碑刻数量大、分布广、使用久、种类多，要一一厘清，谈何容易。十余年来，李雪梅带着学生访碑、拍碑、读碑，足迹遍布包括香港、台湾地区在内的全国各地博物馆、图书馆、寺庙、碑林以及名胜古迹等。
在李雪梅眼中，访碑可不是简单的“找石头”，而是以一方碑石为切口，解码那片土地上的制度变迁与社会历史。这些年，千里奔赴目的地却无法进入现场、按照文献线索寻碑却一无所获、碑石风化碑文难辨、地名更迭失考是常有的事。谈及印象最深的一次寻访经历，李雪梅说起河北一方五代时期的古碑。地方志里记载的村落早已拆分更名，碑石的确切位置无从查证。她只能徒步穿梭山野，多方走访当地老者，几经辗转才最终确定碑石的藏身之处。
经年累月的田野实践，攒下了体量庞大的一手资料，也沉淀出李雪梅从容通达的治学心境。她和学生总结出一条寻访碑刻的可行路径：以方志文献、旧拓本、文物档案为线索定向查找，这种方式覆盖面广、系统性强，但容易受史料错记、碑石移位等现实因素干扰。而野外实地踏勘过程中的偶然发现，时常能带来突破性进展，但随机性强，很难提前规划。为此，李雪梅又摸索出一套交叉考证的方法：通过走访当地乡民梳理碑刻流传脉络，比对周边同期碑刻互相印证史实细节，借助高清拍摄或者碑拓识别漫漶的文字，再和传世文献相互校验，尽可能还原碑刻原本样貌。
碑刻存量浩繁、品类驳杂，涵盖诸多门类，如何快速从中甄别出法律碑刻？当记者问及有没有快速识别的窍门，她笑着分享了一套直观易懂的判定方法，即从碑额、碑文体式、起词和尾词、签押等方面入手。比如碑额出现“圣旨”“敕谕”“公据”“执照”“规矩”“章程”“判语”“奉宪勒石”等字句，可基本判定碑文与法制有关。李雪梅强调，书体也是一个重要参考依据。法律碑刻除碑额常用篆书外，碑文多以正书（楷书）为主，少见草书、行书，便于官府公示、民众识读。这些碑石上的公牍体文字如判词、告示等，在传统文人看来难登大雅之堂，在古代方志、金石志中也弃之如敝屣，但对研究古代法制而言是不可多得的原始材料。
碑石难寻，获取碑拓更是不易。因长期风雨侵蚀，许多碑石上的字迹漫漶、缺损严重，而拓片相对清晰可读，是留存和释读碑文清晰可靠的载体。常年奔走野外访碑的李雪梅，早已练就一手娴熟的传拓技艺，每遇重要碑刻，常跟学生一起亲自动手捶拓。
在辽金元法律碑刻拓片展现场，还专门设置了传统传拓工艺体验台。在李雪梅的指导下，记者将柔韧的宣纸轻轻覆盖在碑石表面，让纸张贴合碑面每一处凹凸纹理，再用拓包蘸墨捶拓晕染。捶拓要均匀有度，上墨要轻薄多次，力道过重容易破纸，力道不足又会导致字迹模糊。一遍遍细致操作后，碑石字口纹路跃然纸上，看似简单的工序，实则需要极致的耐心与严谨。
体验过后，记者更添疑问，“平放的碑石传拓尚且需要如此繁复精细，那些散立野外的大型碑刻，其传拓该是何等艰难？况且如今数字化资源、馆藏文献十分丰富，为什么还要坚持传拓呢？”李雪梅坦言：“很多散落在民间的碑刻根本没有现成拓片。”她强调，搜集碑拓等一手史料是碑文研究的重要依托。古籍著录与二手图片，终究替代不了原碑与原拓的研究价值，尤其对于内容细碎的赋税碑、公文碑、判词碑，一字之差，就可能导致对制度解读的偏差。
“其实，传拓的过程也是读碑的过程。上纸、沾墨，捶拓间对文字细节的精准把握，是单碑制度考证、史实还原的根基。”李雪梅一边给围观的嘉宾示范，一边解释：“这个过程能精准捕捉文字笔画、缺损痕迹、行文格式、印章落款等细节，这是浏览电子图片很难做到的。”她随即补充：“当然，我们要严格遵守野外拓印的审批流程，平衡史料采集与文物安全之间的关系。”
案头立说
补齐“重纸面、轻实践”研究短板
田野访碑、资料搜集，还只是第一步。比起跑遍山野找碑拓碑，真正的难点在于对碑文的释读与考证。二十余年走下来，李雪梅所掌握的法律碑刻资料已逾万件，其中公文碑约占21.7％，体量相当可观。依托海量一手资料，她跳出单碑考证的零散视角，搭建起一套“微观考释—中观梳理—宏观立论”的三层递进研究框架，补上了传统法制史研究“重纸面、轻实践”的短板。
微观层面，一字一句深耕文本考释，所有碑文的校勘与释读均以一手碑石为核心依据。比如辽金元圣旨碑中的白话译文与公文格式，食货碑中的税额细则与征收流程，都依赖微观层面的逐字考辨才能准确解读。
中观层面，重在归纳类型、提炼制度演变规律。基于上万通碑刻的实地观察与系统梳理，李雪梅带领团队厘清了从秦汉“铭功纪法”到明清“碑以示禁”的功能演进脉络，总结出官方公文与民间私约双轨并行的法律碑刻运行逻辑。这一判断也不断得到田野发现的印证：在各地的村落、寺庙、水畔，常常能看到官方禁令碑与民间乡约碑比肩而立，自上而下的官方法令与自下而上的民间规约内容互补、效力衔接，共同维系着基层社会秩序。
宏观层面，则将视野拉到文明史的高度。李雪梅将两千余年石刻法律文献的发展历史放进中华法系的整体框架，阐释“镂之金石”这一文化传统的本土特质，论证了法律碑刻是中华法系连续性、统一性与包容性的鲜活物证。
小到一通碑石的文字校勘，大到整个法治传统的历史定位，这套从田野里长出来的研究框架，让零散的碑刻史料形成有机整体，也为诸如辽金元法律融合、食货赋役制度、生态保护规约等细分议题提供了研究范式。
二十余载田野深耕与学术钻研，凝结出累累硕果。2012年，李雪梅的专著《碑刻法律史料考》获第四届钱端升法学研究成果奖一等奖；2014年，《法制“镂之金石”传统与明清碑禁体系》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此后又相继斩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优秀奖；2024年，《中国古代石刻法律文献叙录》再获第十届钱端升法学研究成果奖一等奖。这部81.4万字的著作，系统收录了8223种战国至清末石刻法律文献，逐一厘清每通碑刻的刻立时间、地点、形制、内容与存佚状况，首次全面摸清了中国古代法律碑刻的基本“家底”，成为领域内不可或缺的基础工具书，书中的每一条目背后，几乎都对应着一次实地寻访与一手考证。
“法律碑刻的搜集与整理是一项需要久久为功的长期事业，我的研究还有广阔的延伸空间。”李雪梅坦言，碑石风化损毁、部分文字释读存疑、公私碑刻边界模糊、文献存量庞大难以穷尽等都是当前面临的难题，食货碑、民间乡约碑、环保碑等小众品类，也有待更系统的挖掘与解读。但可以确信的是，这套成熟的研究体系，已经为后续的学术深化，以及展览策划、公共普法等价值转化，提供了扎实的学术支撑。
破壁出圈
让法律碑刻走进公众视野
一方碑刻，见制度、见文化、见精神。随着一手资料日渐丰厚、研究体系日渐成熟，李雪梅愈发觉得，这些自藏的法律碑拓等不该只停留在书斋与论文里。让沉睡的碑刻文化“活”起来，让更多人读懂石上的法治智慧，成为她治学之路的另一个重要落点。
举办展览，是李雪梅推动法律碑刻走向大众的重要方式。在她眼中，展览是连接专业研究与大众认知的桥梁，如果让普通人站在拓片前，能够读懂千年前的国家制度运行与社会生活，这个展就值了。
从早期的校内专题展，到走出国门的“东方嘉石——碑刻上的中华法系”展，再到今年七月并行呈现的三场展览，李雪梅已带领团队策划了近二十场法律碑刻拓片专题展。她的策展宗旨始终是既要守住学术底线，让每一件展品、每一段解读都有扎实的考证依据；又要降低理解门槛，以碑刻为载体讲好中国古代法律故事。以紫竹院公园问月楼的“石上经纬——碑志里的中华文脉”展为例，展览从传统政绩观、礼法精神、治理智慧等大众易感知的角度切入，通过汉代《韩仁铭》中的官员考核制度、唐代《晋祠铭》中的治国理念，让观众循着碑志触摸到历史温度。
在现代法学学府里办展，更有着特殊的育人意义。这些刻在石头上的禁令、契约、乡规、讼案，承载着德治慎刑、基层自治、赋役公平、生态规约等传统治理智慧，是最鲜活的中华法治文明本土教材。李雪梅的学生们不只在展厅里读碑释文，更跟着团队走进田野访碑、亲手体验传拓技艺，在实践中理解中国本土法律传统的特质与价值。
在辽金元法律碑刻拓片展的展厅里，既有循着史料而来的学界同仁，也不时有高校教师带着学生驻足拓片前，逐字逐句研读碑文，一站就是一两个小时。李雪梅笑称这是“移动的碑石课堂”。在记者眼中，这一方小小展厅，何尝不是李雪梅二十余年治学之路的缩影：从只身一人寻石访碑的研究者，到带着一届届学生访碑、读碑、拓碑的传承者，她让散落山野、尘封馆藏的法律碑刻走进公众视野，让刻在碑石上的法律智慧，重新拥有了鲜活的受众与生命力。
线下展览集中亮相、沉浸式传播，线上科普则是细水长流、日日相伴。自2019年起，李雪梅带领团队在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微信公众号上开设了“法制文物日历”栏目。“我们的初衷是在日历中考古、在时光中惊喜。”据李雪梅介绍，栏目每天精选一张碑刻实景照片或碑拓图片，搭配短小通俗的解读，讲清碑刻背后的制度渊源，把厚重艰涩的史料拆解成大众可以日常阅读的科普内容。日日更新，岁岁坚守，李雪梅每天都会在朋友圈转发当天的日历内容，至今已持续两千八百余天，未曾一日中断。线下策展集中展示、线上常态化分享持续传播，李雪梅就这样搭建起法律碑刻从书斋走向大众的桥梁。
置身展厅，环顾由60余幅碑刻拓片组成的墨色方阵，丰盈者顶天立地，娟秀者隽永绵长。今天，我们重读这些法律碑拓，意义早已不止于历史考证。“镂之金石”传统里蕴含的法律公开理念、基层治理智慧、多元共治经验，都为当代法治建设、国家治理体系完善，提供了来自历史深处的镜鉴。
碑石无言，见证着中华法治文明的源远流长，也终将在一代代学人的传承与阐释中，持续焕发新的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