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梦龙（1574年—1646年），明末杰出文学家、思想家，苏州府长洲县（今江苏省苏州市）人，以《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三言”名垂中国文学史。鲜为人知的是，这位文豪在晚年还有一段治县经历。崇祯七年（1634年），年过花甲的冯梦龙以贡生身份从江苏远赴福建寿宁任知县，治邑四载，留下“政简刑清，首尚文学，遇民以恩，待士有礼”的美名。他在《寿宁待志》中提出“险其走集，可使无寇；宽其赋役，可使无饥；省其谳牍，可使无讼”的“三无”治县纲领，其“一念为民之心，惟天可鉴”的为政理念，对当代社会治理与法治建设仍具有深刻的镜鉴意义。
上任寿宁时，冯梦龙面临的第一个难题是匪患与虎患交加。自嘉靖年间遭倭寇毁城后，寿宁的城墙崩塌，“寇进出如入无人之境”。面对“民无余积，库无余财”的财政窘境，冯梦龙“带头捐俸”，发动吏属、动员乡绅，仅三个月便修复关隘城门。首创“保甲联防制”，在全县都图基础上分设保甲，在险要山路设置警钟，发现匪情则鸣钟为号，各保民团迅速集结围堵。他采取分化策略，派人混入匪寨摸清内情，通过里应外合，一夜之间便打掉了深山中盘踞十年的悍匪“黑虎”。对于常乘夜入城伤人的花斑虎，冯梦龙则寻访猎户，捐俸制造捕虎陷阱，悬赏捕虎，半年捕获三虎，虎患遂除。
明末赋税沉重，寿宁“地僻人难到，山多云易生”，百姓甚者典妻卖子犹不能偿。冯梦龙在《催征》一诗中写道：“带青砻早稻，垂白鬻孤孙。安得烽烟息，敷天颂圣恩”，字字浸透着对民生疾苦的深切同情。看到百姓的赋役之重，他反对“税外横取”，于崇祯十年（1637年）朝廷征收“剿饷”时，下令将亲兄弟合并为一家计税，使贫困家庭税负骤减。明代朝廷为核实户口、征调赋役，建立了黄册制度，每十年一修，一些承办者便趁此机会敲诈勒索。冯梦龙便建议“照依家册造成细册”，大造之年“只须审丁，不须查产”，既省工程又绝贪腐，以革除“编造黄册”之弊。除此之外，他还修复社仓，让粮户可以用粮食抵扣徭差银，荒年时百姓可以就近领米赈济，三年之间县仓便“储俱见谷”。
在寿宁任职时，“省其谳牍，可使无讼”是冯梦龙重要的施政纲领之一。“省其谳牍”常被误解为“简化诉讼程序”，但近年研究对此作出了重要辨明：“省”应解读为“省思、省察”，而非“节省”。冯梦龙在《寿宁待志》中批评寿宁司法“最简亦最无情”，审判过于草率而未能查明情实，导致“怨抑之不伸者有矣”。因此，他主张“细密省察”而非敷衍了事。“无讼”则是通过源头治理减少矛盾纠纷。他注重“教化在先”，修缮学宫、亲授经学，使百姓“知礼则不争”；注重“明确契约”，提前制定规则，使“讼未起而化之”；注重“情理法结合”，在裁判中融入天理、国法、人情。
在冯梦龙治县期间，曾审理过一桩诬告案，该案被他记入《寿宁待志·狱讼》，是其躬亲断案的典型一例。青竹岭村人姜廷盛赴县呈告称，自己与弟弟一同征粮时，遭三望洋的刘世童抢劫，弟弟更被砍伤。刘世童却大呼冤枉，说自己根本没动手，是姜廷盛自己砍伤弟弟讹诈他。双方各执一词，难下定论，冯梦龙便直奔案发地三望洋，验看伤者伤情并遍询父老儿童了解真相。原来，姜廷盛因厌恶残疾弟弟平时只吃不做，便借征粮之机带弟弟到刘家闹事，希望趁争斗将弟弟打死以诬陷刘世童，刘世童识破此计拒不交手，姜廷盛气急夺刀掷伤亲弟。查明案情后，冯梦龙依律重杖姜廷盛。他事后在《寿宁待志》中反思：“假使余不躬往或往而不密，必为信理所误矣。”
除了体察民苦与躬身断案外，冯梦龙还注重革除当地陋习。因重男轻女，寿宁有着“生女则溺之”的习俗，他对此痛心疾首：“微独轻女，女亦自轻，悲夫！”为此，他撰写并发布《禁溺女告示》，以情理动人：“为父者你自想，若不收女，你妻从何而来？为母者你自想，若不收女，你身从何而活？”同时辅以严惩：“拿男子重责三十，枷号一月。”道德教化与法律惩戒双管齐下，溺女陋习得到有效遏制。他在文学创作中亦贯穿这一理念，主张“男女相悦为婚，此良法也”，反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礼教。
冯梦龙在寿宁的四年，亦是“守廉”的四年。他为纪念前任知县戴镗的清廉，在梅树下修建“戴清亭”。戴清亭建成后，冯梦龙以诗言志：“老梅标冷趣，我与尔同清。”从此，“与梅同清”成为冯梦龙清廉为官与执政理念的象征。崇祯七年（1634年）中秋，地主柳必得给冯梦龙送礼，正欲离开时，冯梦龙厉斥他“这里是四知堂，天知、神知、我知、子知”，并语重心长地讲述了东汉名士杨震“四知”拒金的故事。不久，冯梦龙自掏银两将破旧的“四知堂”重新修葺，制作匾额悬挂于门楣之上，时刻警醒和勉励自己。
公生明，廉生威。冯梦龙所处的时代，明王朝已日薄西山，他的局部治理未能挽狂澜于既倒；但四百年后，这些从山隅小县生长出来的治理智慧，仍在为今日的社会治理与法治建设提供着穿越时空的精神资源。冯梦龙在《寿宁待志》中谦称：“虽无善政及民，而一念为民之心，惟天可鉴。”这位文坛大家出身的明代知县不仅留下传世的经典文学作品，更以勤政为民之心流芳后世，值得今人深思笃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