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囚，一般是指将囚犯暂时释放，限制他们在指定的时间自来归案。华夏史籍对纵囚的事记载颇多，但其背景及所采取的方式则不尽相同。

　　《后汉书钟离意传》载：东汉光武帝时，司徒侯霸的椽吏钟离意奉命押送一批犯人去河内，由于天寒，犯人病倒不少。于是他向属县征取囚衣，为犯人御寒；后来又索性把犯人的枷锁也解除了，让他们自行到目的地报到。结果，那批犯人全部如期到齐，没一个逃亡。他这种做法得到了光武帝的欣赏。后来，钟离意当了堂邑县令。其时县狱中有个犯人叫防广，因报父仇而杀了人，正在等待审判，他的母亲却在家病死了。于是“广哭泣不食”，钟离意决定放他回去治丧。司法助理们怕出乱子，都反对这么做，但他却说，如果发生意外，“罪自我归，义不累下”。结果，犯人办完丧事后就自行归案了。钟离意为此大大出了名。

　　到了晋朝，也有几个地方官效法钟离意的，如曹摅、范广、谢方明等，其中以谢方明较富戏剧性。《宋书谢方明传》载：谢方明是东晋名将谢玄之孙、南朝诗人谢灵运的族叔。某年年终，他下令将江陵县狱中的囚犯全部释放回家，约期明春正月三日自来归案。由于其中20多名是重案犯，所以助手们都不放心，“当今民情伪薄，不可以古义相许”，力劝他收回成命，但他不听，坚持放了。于是，“囚及父兄皆惊喜涕泣，以为就死无恨”。不料到了正月三日，却有两名重案犯不归。僚属们催请追捕，他仍不理，坚持说囚犯经将归案。果然，两名案犯最终归案，谢方明因此也为时人所敬服。

　　类似钟离意、谢方明的做法，套句时髦的话来说，就是以人道主义对待犯人。在那苛政如虎、冤案如麻的旧时代，所谓犯人，有不少其实是受恶势力迫害铤而走险或蒙冤受屈的善良百姓；而贫苦百姓一旦身陷囹圄，又往往受尽贪官污吏的敲榨摧残，能碰上像钟离意那样的“良吏”，实在万幸。他们“惊喜涕泣，以为就死无恨”，是不足为奇的。

　　然而在纵囚方面走得更远而又影响最为深广的，还得推唐太宗。据《资治通鉴》载：贞观六年十二月，“帝亲录系囚，见应死者悯之，纵使归家，期于来秋就死。仍敕天下死囚皆纵遣，使到期来诣京师”。至明年九月，“去岁所纵天下囚凡290人，无人督帅，皆如期自诣朝堂，无一人亡匿者；上皆赦之”。这件事，在当时及后代都发生过很大的震动。这不仅由于唐太宗是最高统治者，他的纵囚行动带有全国性；更由于他将死囚不分案情轻重与性质，一概赦免，这就涉及到“情”与“法”的关系问题。关于这件事自然见仁见智，言人人殊。

　　毫无疑问的是，作为头脑清醒的政治家，唐太宗在即位之初，真心实意想做个百姓喜欢的仁德之君。他深信“久安骄佚之民难教，经乱愁苦之民易化”（魏征语），有意反“用刑务严”之道而行之，废除了不少酷法苛律，频诏要轻刑慎杀，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他这次大规模的纵囚，很可能是对“以德化民”理论的大胆实践，但也受到了无情的挑战。

　　400年后，北宋文学家欧阳修就在他写的《纵囚论》中激烈指责唐太宗之所为纯然是“逆情千誉”，不足为常法。尽管欧阳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但从维护法律严肃性的角度看，却不无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