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人：武汉市江汉区检察院李颖

　　武汉抗“疫”形势最严峻的时候，我们受理了外区移送的一起贩卖毒品案。嫌疑人鲁某当场被抓获，毒品、毒资俱在，鲁某也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

　　看完卷宗，师父说，这个嫌疑人才24岁，太可惜了，既然他认罪，又有辩护律师，可以依法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然而，当我联系上律师，对方却告诉我，鲁某确诊新冠肺炎，被转押到医院进行隔离治疗了。

　　What？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新冠？医院？那我们怎么去提审？这是公诉环节，必须要当面讯问的。

　　“怎么提？该怎么提就怎么提。”师父带着三分淡定、三分无奈，貌似漫不经心地安慰我，“嫌疑人的法定权利还是要保障的，谁让我们遇到了呢。没事，穿上防护服就行。”

　　通过我院监所部门与驻守医院的监所人员联系好提审事宜，5月12日清早，带着准备好的文书和全套防护用品，师父带着我直奔医院。上午10点，我们和律师在医院门外会合，彼此默契地交换了一个“都不容易”的眼神。

　　当门口的值守民警以无比严肃的语气问我们是否接受过穿脱防护服的专业培训时，我和师父面面相觑，诚实地摇摇头。“那可不可以现学……”师父略显心虚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没想到，民警真的递过来一段演示视频。

　　于是，我俩就站在门口开始认认真真学。无奈程序太过繁琐，看得我眼花缭乱，视频一关，还是手忙脚乱。

　　工作人员告诉我们，里面是真正的重污染区，进出穿脱防护服有33个步骤，没有医护人员陪同，万一哪个环节出了纰漏，自己感染或者把病毒带出来，后果不堪设想。幸好，民警通过请示，为我们建立起临时视频通道，大门旁的雨棚就成了我们的临时提审室。

　　讯问结束，需要一个人到安全区边缘，把法律文书送交监管人员转交鲁某。想到师父家里还有3岁的小宝宝，我自告奋勇地抢下了这个任务。

　　去病区的路上，我拿着民警给的N95口罩和手套，走出了一往无前的步伐。

　　取回文书，检查无误后，我和民警立即开始逐页喷洒酒精，放入事先备好的塑胶袋封口，然后再喷一遍，再套一层胶袋。

　　拿着文件袋往回走，心里还是惴惴不安。回院之后，我们把文书放在会议室里，借来紫外线灯，关上门消杀了一天后，才慎重地把这些来之不易的法律文件整理归位。

　　7月，鲁某一案顺利起诉至法院。回顾这一波三折的提审路，虽然疫情为从检不足一年的我开启了“艰难副本”，但正如师父所说，办法永远比困难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