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重视礼法文化，明代利用法律宣讲实现道德与法律共同促进社会治理

　　杨扬

　　□推行法律宣讲是明朝总结前朝经验，维持基层社会治理稳定的基本模式。国家通过将法律宣讲与乡约宣讲、学校教育、义仓建设等各种地方活动深度融合，助推国家法律制度在基层社会的推行与传播。这种法律宣讲与基层治理长期积累的丰富经验，对当今全面实现基层乡村法治、德治与自治“三治”融合的价值目标具有重要的史鉴价值。

　　中国古代重礼制的礼法文化，上行之于朝堂，下贯之于乡里。“制礼立法非难，遵礼守法为难。”要实现遵礼守法，法律宣讲必不可少。明代利用法律宣讲将道德的精神渗透于法律的运用中，从而实现道德与法律对社会的共同治理。

　　内容与呈现：讲读律令与申明亭

　　《大明律》明确规定，官民皆须“讲读律令”。城乡之间、官民之间都十分重视讲读法律。如每年正月十五、十月初一的乡饮酒礼，就特别规定了“唱读律令”的仪式。

　　不仅如此，民不知禁令，往往误犯刑律，特于内外府州县及乡之里社设立申明亭，并规定“凡境内人民有犯，书其过名，榜于亭上，使人有所惩戒”。申明亭内悬挂有木质牌匾，一般是将人之所犯罪过书写其上。为了进一步发挥申明亭的法律宣讲与社会治理功能，礼部规定了申明亭公示的罪行仅限犯有十恶、奸盗、诈伪、干名犯义、有伤风俗及犯贼至徒的重大犯罪行为，其他诸如杂犯、公私过误及与地方风化无关的行为，不应书于木榜之上。这种对犯罪行为的限制性规定，给予犯过之人以改过自新的机会，发挥申明亭社会治理的积极价值，即国家劝善惩恶的价值理念。明代除设立申明亭外，亦设立旌善亭以发挥扬善的宣讲功能，二者设立的价值理念趋同，皆是通过惩恶扬善的宣讲助推实现基层社会的良善治理。

　　核心与载体：圣谕六条与《教民榜文》

　　洪武三十年，朱元璋发布“圣谕六条”。次年，朱元璋又命户部编定《教民榜文》，其中明确规定了“圣谕六条”的宣讲内容：“每乡每里各置木铎一个，于本里内选年老或残疾不能理事之人或瞽目者，令小儿牵引，持铎循行本里。如本里内无此等之人，于别里内选取，俱令直言叫唤，使众闻知，劝其为善，毋犯刑宪。其词曰：‘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如此者每月六次，其持铎之人，秋成之时，本乡本里内众人随其多寡，资助粮食。如乡村人民住居四散窎远，每一甲内置木铎一个，易为传晓。”

　　纵览“圣谕六条”的内容，基本是对儒家伦理价值的通俗化、在地化表达。“孝顺父母、尊敬长上与教训子孙”是对长幼尊卑的家庭伦理价值要求；“和睦乡里”是对社区、乡村邻里群居的社会伦理价值要求；“各安生理”是对日常工作的职业伦理价值要求；“毋作非为”则更多是对社会行为的法律伦理价值要求。这些内容及其蕴含的伦理价值要求通过宣讲的方式在民间广泛传播，众多地方官员、知识分子都对圣谕六条身体躬行，这不仅对明代，甚至对清代中国的社会治理产生了深刻影响。

　　转型与融合：乡约、学校与义仓

　　对于明初的木铎老人传法宣讲制度，民众起初因感觉新鲜而多有所接受。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因内容固定、形式单一等问题，民众对此逐渐失去兴趣，加之里甲制的破坏，明代的法律宣讲制度逐渐走向式微。

　　实践中，法律宣讲方式通过不断与乡约宣讲、学校教育或义仓建设等其他手段有机融合，强化基层民众对宣讲基本内容与精神内核的学习。

　　乡约宣讲与法律宣讲相结合，共同促进明代的基层治理。王阳明在《南赣乡约》中提出：“今特为乡约，以协和尔民，自今凡尔同约之民，皆宜孝尔父母，敬尔兄长，教训尔子孙，和顺尔乡里，死丧相助，患难相恤，善相劝勉，恶相告戒，息讼罢争，讲信修睦，务为良善之民，共成仁厚之俗。”其创造性地赋予法律宣讲新的诠释，通过乡约实现法律宣讲的重大转型。

　　学校教育与法律宣讲相结合，共同促进明代的基层治理。明代还倡导通过学校教育的方式，加强法律宣讲。如《教民榜文》提出：“民间子弟七八岁者，或十三岁者，此时欲心未动，良心未丧，早令讲读三编大诰，诚以先入之言为主，使知避凶趋吉，日后皆成贤人君子，为良善之民，免贻父母忧虑，亦且不犯刑宪，永保身家。”同时，对于将榜文要求视为具文，概不奉行的情况，通过法律予以规制。《教民榜文》规定：“所在官吏、老人、里甲人等，当体朝廷教民之意，各宜趋善避恶，保守身家，常川遵守奉行，毋视虚文，务在实效。违此令者，各照所犯罪之。”明代以积极的价值引导与消极的法律惩戒相结合的方式，促使宣讲内容与精神实质在基层社会得到贯彻推行。

　　义仓建设与法律宣讲相结合，共同促进明代的基层治理。嘉靖八年，王廷相在《乞行义仓疏》中提出将义仓建设与法律宣讲相结合的主张，并借助民间信仰的力量积极推动宣讲内容的贯彻落实。首先，在宣讲地点方面，王廷相认为城乡皆须法律宣讲，唯地点有所不同。“在村镇者以土地神为主，在城市者以城隍神为主。”其次，在宣讲的推行方面，针对城乡不同的地点，地方官皆尝试顺应民间信仰的力量推动明代基层法律宣讲的施行。再次，明代基层社会的法律宣讲是有一套制度和程序的。具体而言，在宣讲主体方面，已不再是明初的个体，如年老之人、瞽目之人或残疾不能生理之人，而是基层组织的团体行为。不仅如此，法律宣讲活动亦定期举行，且有固定的流程。在宣讲结束后，亦有安排地方“举善恶以劝惩”的做法。若本月无善恶的情形，则收米入仓，一茶而散。对于会法抗拒不遵的情形，王廷相在奏疏中也提出了建议，分别轻重进行处罚，即“重则社首率众告于官而治之，轻则社首、社正量情罚米一倍入仓。”王廷相的明代基层社会治理的主张在《大明会典》中得以规定：“嘉靖八年题准，每州县村落为会，每月朔日，社首社正，率一会之人，捧读圣祖《教民榜文》，申致警戒，有抗拒者重则吿官，轻则罚米入义仓以备赈济。”这里将明代基层法律宣讲的主体、时间、内容与惩戒措施予以详细安排。

　　推行法律宣讲是明朝总结前朝经验，维持基层社会治理稳定的基本模式。国家通过将法律宣讲与乡约宣讲、学校教育、义仓建设等各种地方活动深度融合，助推国家法律制度在基层社会的推行与传播。这种法律宣讲与基层治理长期积累的丰富经验，对当今全面实现基层乡村法治、德治与自治“三治”融合的价值目标具有重要的史鉴价值。

　　［作者单位：北京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历史与文化研究所。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清代图赖行为与社会治理研究（项目号：21YJC820046）》的阶段性成果；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化民成俗：传统中国普法活动的历史经验（项目号：FRF-TP-20-090A1）》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