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出自明代张居正的《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原文为“盖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不难于听言，而难于言之必效”，意思是说，天下的事情难点不在于制定何种法律，而在于一旦立法，就要不折不扣地执行。对于君主而言，难点不在于是否能听进去谏言，而在于纳谏后是否真正改革从而起到效果。这是张居正在1573年，即万历元年，所谓“隆（庆）万（历）改革”关键时期，针对前期改革出现的弊端，向刚刚登基的万历皇帝上的一封奏疏中的核心思想。

　　张居正在隆庆年间入阁，成为内阁次辅，与高拱等其他阁臣一同推动“隆庆改革”，这一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取消了之前嘉靖时期的不少弊政，推出了一系列崭新的措施，诸如隆庆和议、整顿吏治、巩固边防等等，使得朝政一度出现新兴的气象。然而好景不长，由于皇帝的怠惰和廷臣的颟顸，这些措施在实践中逐渐流于具文。张居正目睹有法而不能行，致使隆庆初政的成果一点一点崩坏，有着切肤之痛，但终隆庆之世，其所能做的，也只是补偏救弊而已。隆庆六年，皇帝驾崩，十龄万历帝登基，张居正在万历亲母李太后和内府太监冯保的支持之下，擢升为内阁首辅，遂着手将原本正逐渐荒废的隆庆改革措施重新接续，且下更大力气展开新一轮改革，史称“万历初政”或者“张居正改革”。

　　改革以推行各种新法的方式展开。在政治上，他注意选拔优秀官员参与国家治理，裁汰冗员，实施考成法；在军事上，他重视边防，选拔名将镇守边关，蓟辽用戚继光，辽东用李成梁，一时边关安定，海晏河清；在教育上，他整顿府、州、县学，抑制私学，强调在思想上增强国家认同感；最重要的是在经济上，他比较了历朝历代的赋役之法，量入为出，节省开支，清查土地，实施一条鞭法。

　　在大量推出改革新法之余，张居正也敏锐地认识到，光有法而得不到全面的贯彻落实，其害等于无法。他之前在嘉靖、隆庆朝所积累的政务经验，无不印证了此点。是以他对立好法而更得行好法，强调尤多。

　　事实上，古圣先贤对“有法必依”的强调可谓源远流长。人无信不立，法无信不行，几乎已经成为古人治国理政、行事做人的基本信念。《商君书·赏刑》中就谈到“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实际上，这就是重申“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法者是天下之公器，任何人不得凌驾于法律之上。所以当秦孝公的太子嬴驷犯法，商鞅果断地执行法律，“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而为了表示“有法必依”，他还专门在都城南门用“徙木立信”的方式，来增强法律的公信力和权威感。法家集大成者韩非，也在其著作《韩非子·有度》中指出：“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就是以法律为准绳，任何小聪明和蛮霸之气，都得在法律面前低下头颅。这种“有法必依”的思想，在《唐律疏议》中得到了立法层面的确认，正式以法条形式出现在世人面前，其《名例》篇就提到：“一断以法，不私其亲。”是可见，在古代，“有法必依”从一种思想观念，逐步发展为法律本身的组成部分。

　　衡诸历史，“有法必依”带来的法律的正向效果和“有法不依”带来的逆向效果，比比皆是。前者的典型案例就是西汉文帝时期的“犯跸案”。说的是，有一次文帝车驾出巡，路上行人照例应当回避，但有一人误以为车驾已经过去，于是出行至路上，冲撞到车驾，惊到了汉文帝本人。文帝盛怒之下，要处死犯跸之人。但受理此案件的廷尉张释之认为，该犯即便有罪，也不至死。于是，张释之与文帝反复争论，最终道出一段名言：“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也就是说，法律，是天下的标准，即便是天子本人，也不能随心所欲更改法律，否则法律就失去了权威，天下人也不会再相信法律了。汉文帝幡然醒悟，认可了张释之的建议。“文景之治”时期的法治清明，很大程度上与“有法必依”有深刻的联系。后者的典型案例则是北宋王安石变法时期出现的种种纰漏。王安石“得君行道”，在神宗皇帝的支持下，雷厉风行地展开变法运动，主要致力于经济民生和军事国防，相继推出了一系列法律，如在经济方面实行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等，主要是在发展生产、均平赋税的基础上，增加财政收入，充裕国库，缓解尖锐的社会矛盾；在军事方面实行置将法、保甲法、保马法等等，一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然而，由于触犯了既得利益阶层的利益、选人不当、皇帝立场摇摆不定、新法本身亦有漏洞等种种因素，王安石的新法颁布后，执行起来多半大打折扣，且很多地方存在敷衍了事的现象，最终改革并未取得理想的效果。王安石被罢免归隐江宁半山园后，对这段改革经历痛定思痛，愈发感觉到改革功败垂成，最大的问题其实就是“有法不依”，于是想到历史上的商鞅。虽然正统儒者多对商鞅持批判态度，但在王安石眼中，他却有着不同的形象。王安石曾作《商鞅》一诗，为商鞅正名，也借此浇胸中块垒：“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可见，“有法不依”不仅使得良法美意难以发挥实效，更严重的是会摧折法治的根基。

　　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变革，必须以科学理论为指导。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引用“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强调法律实施的重要性。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指出，“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如果有了法律而不实施、束之高阁，或者实施不力、做表面文章，那制定再多法律也无济于事。2015年6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四次集体学习时指出，“盖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现在，我们有法规制度不够健全、不够完善的问题，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已有的法规制度并没有得到严格执行。2021年12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五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推进法治体系建设，重点和难点在于通过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推进法律正确实施，把“纸上的法律”变为“行动中的法律”。习近平法治思想是新时代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其核心要义集中体现为“十一个坚持”。其中，“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明确了全面依法治国的工作布局；“坚持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明确了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环节。不仅强调了要立好法，更突出了有法必依的重要性。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纸上的法律”唯有转化为“行动中的法律”，才能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保障作用。这要求我们不仅要以科学立法筑牢良法根基，更要以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打通法治实施的“最后一公里”。